9.话题不是研究出来的　

　　回想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我还是个大学生，真的是好彷徨啊！彷徨，旧的被打破了，新的还没有建立起来，那是一个有点痛苦的转变过程。我对詹国枢谈的内容很有共鸣，眼前的转换带来的彷徨，是积极情绪的准备，比麻木状态要好得多。彷徨是刚醒过来的感觉，彷徨太久是要误事的。接下来得尽快进入寻找、创造状态。

　　有一些人率先走出彷徨，他们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是邓小平南巡后下海的儒商。我在《一丹话题》里，向儒商提问：从儒到商有没有转变的痛苦？知识分子下海，对中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知识分子办公司往往伴随着主张、理念、追求，怎么理解这种现象？有的儒商还存有最终回到书斋的念头，怎么理解？为什么清高的儒会趋向很俗的商呢？儒商对公司文化形成有什么作用？知识分子走进商潮会带来什么色彩？儒商怎样看发明、技术和企业运作的关系？什么样的人更能看清儒商的意义？

　　可以说，与儒商的交流使得我认识了一种很有潜力很有后劲的力量。后来。他们这一批人被称为“九二派”，激流中沉沉浮浮，成为市场经济中的活跃的群体。在后来每年一度的亚布力论坛上，我看到他们依然释放着活力。20年后，有“九二派”中的儒商看到这些当年的问号。在他看来，有的问号已经用实践回答了，有的今天仍有价值。我想，有机会，再问问冯仑潘石屹他们，看这些儒商如何回望一路风云。

　　做记者的，都会对流行语反应敏感，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不同的流行语。《一丹话题》在谈到1993热词时，引用了这样一些说法：“每次商品价格一出台就伴随三个字：承受力。”“大白菜！年年强调大白菜，它成了某种象征。”“粮票成了文物了。”“北京有个说法：点替”，“东北有个说法：拼缝”。“下海，练摊儿，干第二职业。”“价格改革后，猪肉蔬菜放开，一会儿多一会儿少，把人弄得焦头烂额。记者用琼瑶笔法写道：月朦胧，鸟朦胧，菜朦胧，猪也朦胧。”

　　变化的时代，人活跃，新词多，生活变得生动了。我在节目里说，如果把新词编成词典，留给后人看，那是非常有历程感的事。粮票、布票，眼见着在我们面前变成新闻里的热词，又变成历史。记得粮票即将取消时，不那么珍贵了，我们就用多余的粮票去和小贩换塑料的盆盆罐罐。布票废止以后，我很长时间都不大相信似的，见到花布就去抚摸，就想买，我是小时候被布票吓坏了，生怕以后又要布票。我当时买的各色花布攒了一包，直到现在还宝贝一样珍藏着，快成“文物”了。媒体人，亲历这个阶段，记录这一现象，挺有意思，让后代知道紧缺经济下的票证是怎么回事，让后代理解粮票布票的终结意味着什么。这些话题，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背景：转型期。在《一丹话题》开播之前半年，中国确定了市场经济的方向，这是决定中国人未来的大事。转型期的特点逐渐显现：新旧碰撞，思想激荡，旧的平衡打破，新的秩序在建立中。

　　《一丹话题》最初的话题并不是研究出来的，而是感觉出来的。我和周围的人一样，也在碰撞中、激荡中、困惑中、失衡中，身边的变化使得我很自然地把目光聚焦在“人”上——转型期变化中的人。人的观念与思维、人的行为与选择、人的失衡与调整，都与大背景相关。人，成为社会变化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激发着我探究和表达的欲望。

　　面对纷纭的世界，《一丹话题》说什么？不说什么？我会情不自禁地关注一些现象，情不自禁地关注一群人，情不自禁地想和人讨论，情不自禁地想和观众交流。当我出现这样的状态时，遵从内心的感觉，走到话筒前，成为最自然的选择。“情不自禁”也许是主持人的一种值得珍视的好状态。不是为了完成工作量，不是应付命题作文，不是为了把每期8分钟的时间填满——就是强烈的表达欲望，不说憋得慌。

　　教育的话题，总是让我情不自禁。在《一丹话题》之前，我在《经济半小时》多次做教育主题的节目。以至于作家梁晓声说：“你有点教育情结了。”在经济频道、经济栏目，为什么没完没了谈教育呢？就是“情不自禁”。经济和教育怎么分得开呢？它们是互为因果的关系啊，可以互相促进也可以互相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