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问题如果从地理概念回答，很容易得出数据。这是一道小学数学题。诸如将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减去西藏高原高度，数字就出来了。但如果从文学角度来回答，则就非常困难。乃至一千个人，可能有一千个答案。正因为它们之间具有的模糊性和弹性，给从事文学评判的专业人士带来了言说的难度。

　　当然也给那些鱼龙混杂、信口开河的评论者提供了钻空子的可能。

　　也因此在文学史上常常会闹出把平庸之作说成佳作，把佳作说成庸常之作的笑话。当一伙人发现又一部准《红楼梦》诞生时，可能没多久，这书就转到“特价书店”，打三折也无人问津了。对一部作品的评介，总是与评说者的学养、识见、眼光、趣味密切相关，能够让大多数人达成“共识”，就也算是一个标准了。

　　既然回答此问题如此之难，那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或许更有意义。那就是一个写作者如何从“高原”爬到“高峰”上去？

　　在下以为，首先要有攀爬的激情和勇气。如果自己都没有信心，那就甘愿在山脚下，仰望巅峰的光影吧！在通往巅峰的途中，堆满了攀爬者的尸体。他们或因雪崩、缺氧、迷路等等意外事故，而倒在了中途。因此，那些向往登上巅峰并付诸行动的人，无疑总是要有一股虔诚的献身精神的。

　　其次，与文学天赋相关。在通向巅峰的途中，也许天赋只需要5%，但是这5%是统领着另外的95%的。没有办法，我们必须承认如契诃夫所比喻的，大狗、小狗叫出来的声音，分贝是不一样的。文学天赋是由复杂的生命元素构成的，如思想力、想象力、对生活的感受力、深刻的洞察力、诗意表达的文字驱动力等等。“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谁敢说，人人都有此等天赋？

　　如果前两者都具备了，最后一个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呢？我以为则要看写作者的人格高度。这样说的理由很简单——“燕雀”飞不出“鸿鹄”的高度。如果写作是一场赛跑，能够最先到达终点线的一定是那位人格力量胜出一筹的人。说“文如其人”这话老掉牙了。确实生活中常常有“文”好，“人”却无足称道的情况。被用来举例最多的莫过于周作人了。其人虽然有“附逆”的污点，但文章写得很是老到。甚至还会有人说，完全不必把作品高度与人格高度挂起钩来，因人而废文。这样的评说不能说一点没有道理，但我以为在缺少一个坐标系的情况下，也许此类说法可以模糊一些人判断的眼光。如果你把历史上那些大师级的文学艺术家，拿出来排排坐，那么你就会发现，最前排压根儿就找不到他们的位子。

　　因此，我始终坚信中国传统文论中，总是把人与文相连的美学思想。我知道自己有一个很不好的缺少公允的习惯，即常常闻其人而弃其文。因我以为，一个人格猥琐之人，怎指望其写出有“筋骨”的文字？一个内心阴冷之人，怎会有温情和爱意的表达？一个匍匐在地之人，从何可见高远的风景？一个膝盖骨缺钙之人，怎吃得消攀爬的磨损？故张戒论诗曰：“诗文字画大抵从胸臆出，子美笃于忠义，深于经术，故其诗雄而正；李太白喜任侠，喜神仙，故其诗豪而逸；退之文章侍从，故其诗文有廊庙气……”严羽在《沧浪诗话》中强调，学诗者“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行有未至，可加工力，路头一差，愈骛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诗者，吟咏性情也。”

　　创作者的人格修炼，是一门最难的必修课。

　　当我们在说当下文艺创作有“高原”无“高峰”时，那个“无”的核心根由在何处，还需赘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