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的详细依据是什么？如何证明作案时正好处于发病状态？受害人家属提出，“鉴定书上关于作案时的精神状态是如何鉴定出来的”？这些疑问说到底，都是担心“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会成为一种人为减罪的“神器”。

　　虽然法律没有要求执法部门告知当事人鉴定过程，但对于已产生公信力危机的案件，公开鉴定生成结果的检验过程，尤其是检验方法、鉴定标准和规范等重要环节，恰是回应质疑、消除猜忌的最佳方式。

　　司法鉴定有其专业判断逻辑，但并不意味着其过程就可以封闭化。再专业的知识判断，都需要直面公众基于常识的疑虑，也离不开开放化的程序设计和当事人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法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意味着其并非最终司法认定的证据，要增强其证明的效力，就需要强化鉴定过程的正当性。

　　因此，面对质疑，刑事执法不能放弃说理，专业知识判断亦不能放弃说理。化解公众对于司法公正的焦虑，增进当事方对司法结果的信任，传递司法公正的品格，都需要刑事执法机关在各个环节不断完善，恪守程序正义，以更加中立、更加透明、更加开放的程序推演，展现执法的无偏私。（傅达林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