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赵武平,该有二十年了。记得我到社科院外文所工作两三年后,武平就经常出现在社科院大楼十一层的走道上。他好像认识所里一些同事,来找他们谈文学。

　　是谁把武平介绍给我，已经不记得了。他非常善谈,也好提问,而问的目的,是要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这倒是符合苏格拉底的精神的，有点咄咄逼人，但是对我来说，也很有益处。回想这样的交往,心里荡漾出一片暖意。我的印象是他酷爱英国文学, 阅读有心得。他爱读比尔博姆和切斯特顿这样的散文家,这在当今英文系的博士中已不多见了。他对自己的所喜所爱,是非常投入的。

　　武平文史方面的书读得多,尤其关心翻译,并有一些大胆言论。他喜欢挑别人的毛病,这大概也是我的特点,因此两人同病相怜。这本集子里有几篇文章的结尾处都是所评译文中一个错误。我现在不大敢评点翻译,或许是意识到欣赏译文的好处更难。用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里的话来说，武平的心还没有“磨得渐渐的平滑”。他自己也译过文学作品,如格雷厄姆的《杨柳风》。 武平在京工作数年,就南下上海。他在离京前我们还有过愉快的合作。他主编了一套《王尔德全集》，命我作序。武平为编这套书花费大量精力,也补了很多课,几年下来,不仅表现出独当一面的能力,在学业上也大有长进,可以说已经成为王尔德专家。

　　这本集子多书评,所评之书选得有眼光,比如曾任大英博物馆东亚部主任吴芳思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就是一个例子。该文提到，吴芳思在大量版本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马可·波罗的游记(原稿已轶)经过很多增补修订，早期文本很短，一些精彩的材料姗姗来迟，全书是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段中积累而成。可以推测, 马可·波罗旅行的范围恐怕只是在黑海沿岸和君士坦丁堡的贸易站之间。我们总喜欢把道听途说的东西当作事实。吴芳思的著作介绍到国内以后，引发了一些争论。数年后,另一本《马可·波罗的中国传奇》出版,受到推崇。该书作者指责吴芳思通过贬低名人来成名，动机卑劣,但是该作者对吴芳思所用的大量材料却毫无兴趣。一部这一领域不能绕开去的著作，就这样被打发掉了。少数人偏爱“定性”和“盖棺论定”。说到底，没有标签,他们就心里不安。这就不利于形成真正“讲事实，摆道理”的氛围。 

　　武平作为出版人，常能见到海外的大作家。还有篇文章讲的是昆德拉对待报刊采访的策略。昆德拉鄙视英美报章，那是在美英2003年入侵伊拉克前夕。前几年法国与英国一起轰炸利比亚，将一个国家活生生撕裂，也是很过“正义”瘾的。不知当年谴责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昆德拉如何看待利比亚的命运？另一篇书评讲嫉妒之心将梵高置于死地，读来很有趣。一位旅美的友人根据某传记提供的材料说到里尔克某些特点，使得里尔克崇拜者非常愤怒。看来要认识人的复杂性，绝不是那么容易的。

　　（本文为赵武平《阅人应似阅书多》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