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仲超，上海南汇大团人，1927年，就读于上海法科大学（今华东政法大学前身），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上海、江苏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为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建立江南东路游击根据地，开辟、发展和巩固苏南解放区作出过重大贡献。新中国又从革命家转身成为文物宝库的掌门人——故宫博物院院长，在任30年（1954-1984年），颇具传奇色彩。

　　也许是一种缘分，一种担当，尚处战火纷飞的解放战争时期，他就特别注意收集、保护文物。尤其是在担任中共华东北撤干部管委会秘书长期间，巧妙地以开张大连“博古堂”古玩铺作幌子，在凶残狡诈的敌特鼻子底下建立地下党的联络站，同时，又将一大批被前清遗老宦官抛售出来的珍贵文物名正言顺有惊无险地收购（抢救）了下来，计有三代青铜器、宋代均窑、龙泉窑瓷器、金银器皿、木器、翡翠炉等200多箱，避免了国家文物因战乱随时流失海外的可能性。以后，一部分转交山东省博物馆，一部分拨交北京故宫博物院。另有49箱2853件文物，辗转苏北淮安装船由大运河运抵上海，成为上海博物馆成立之初接收的第一批大宗文物。1950、1952年，吴仲超先后两次将自己的收藏捐献给上海博物馆。病危期间，他嘱咐将自己的存款留给故宫博物院作为科研奖励基金。吴院长对祖国文博事业尽心尽责，对革命的巨大贡献，让人感慨不已。不过，吴院长的贡献何止于此。他在尊重知识、发现人才方面，尤为突出，尤有远见。

　　解放前，大连“博古斋”的成功，就是吴仲超通过考察，发现了对文物鉴赏有专长的马泽溥，并委以重任的结果。解放初，他调任上海中共华东局秘书长，又将马泽溥及外甥陈德舜介绍来上海，负责上海的陶瓷鉴定工作，并协助海关查扣了许多国家明令禁止出口的珍贵文物。笔者1972年进上博，虽未及谋面马先生，但舅甥俩陶瓷鉴定出神入化的高水平口碑却时有耳闻。

　　1954年，吴仲超调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千头万绪，百废待兴。吴院长首先想到的就是挖掘人才，将有书画鉴定特技的专家，享有“徐半尺”（意指其鉴画，于画轴展开半尺已知真伪）和“华夏辨画第一人”美誉的徐邦达，聘为故宫书画研究部研究员，并予以高薪。据同为书画鉴定家的启功先生回忆，当时有许多人不理解，觉得这一标准定得太高了。吴仲超不为所动，语重心长地解释说：“你们别往下降低标准了。这些人都是稀有生物，懂得古书画鉴定，博物院很需要这种人。”接着又将北京琉璃厂古董店的刘九庵、孙瀛州、耿宝昌等一批在鉴定书画、陶瓷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特殊人才招至麾下，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并在待遇、职称等方面予以相应的照顾倾斜，并调动其积极性，把鉴定经验教授给青年人，进而使事业后继有人。有传，启功一度因来访者不断而不胜其烦，遂以身体欠安为由婉拒登门造访的不速之客，在门外写了：“启功冬眠，谢绝参观。敲门推户，罚一元钱。”结果，因启功的字太讨人欢喜，在门上只贴了一天，就被人揭走了。后来启功真的病了，有好心人怕影响他休息，遂借题发挥，专门在他家门上贴了张便条：“‘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尽管是花絮，足见当初吴院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优良传统，在故宫已经蔚然成风。看看吴院长的高风亮节，比照文博界个别人，一有小权就小肚鸡肠发作，唯我独尊，冷落、挤兑同行老专家，以及捉刀代笔，嗨吃“霸王餐”的行径；个别专家唯利是图，指鹿为马，钻在铜钱眼里不能自拔的丑陋嘴脸和“金缕玉衣”、“汉代玉椅”等等害人、害己、害国家的事件频频发生，越发令人悲哀、不齿。

　　今年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故宫为此推出了一系列高规格的重要展览。我们徜徉在辉煌了595个春秋的皇家宫殿中，陶醉于千百年前祖先的伟大创造和稀世珍宝的时候，千万不能忘了，吴仲超和其他多位院长及专家工作人员为之经历的艰险，为之付出的心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