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写作者，始终在探讨如何才能写出让自己、让读者更为满意、更为深刻的作品，这是所有写作者为之向往的境界。探讨“写什么、怎么写”，也是一个写作者内心必做的功课。怎样的作品才能让自己和读者满意、赞颂，这个命题看上去似乎简单、直接、明确，但令人不安的是，确时常会让写作者懵懂、错愕、迷失。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不仅是在思想领域、经济领域，文学创作也是如此。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欧美文学、拉美文学的创作手法蜂拥而至，精神与思想封闭了几十年的中国作家，从单一的现实主义创作维度中，忽然发现了“新大陆”，原来除了“写什么”之外，还有那么多的“怎么写”——意识流、超现实、后现代、魔幻现实……于是许多作家抛弃传统，开始拼命地“先锋”起来，甚至更有人惊天动地地扬言，我的作品就是写给我自己看的，别人看不懂，与我何干？

　　应该承认，那是一段狂躁而又纷乱的日子。很快这种所谓的“作家个性”和“写作立场”没有风行多久，就受到社会的严厉惩罚。文学作品迅速被边缘化了。文学创作俨然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圈子，写作者远离生活和现实，把写作变为一种自我把玩、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

　　当从纷乱、喧哗、躁动，回归平静、理性、深远，我们蓦然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被誉为“俄罗斯的深度”，是因为他写出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海明威之所以被人牢记，是因为他写出了与大海搏斗到最后一刻捕鱼老人的不屈性格；杰克·伦敦的作品之所以还在书本上被孩子们朗读，是因为他通过悲壮故事，展示了人性伟大、坚强的“热爱生命”的精神；鲁迅之所以成为中国文学的强劲标记，是因为他笔下有“悲苦不幸的祥林嫂”和“从快乐的少年走向中年木讷的闰土”；艾青的诗歌广泛流传，是因为他把保姆比作生养他的村庄“大堰河”……抒写更广泛的大多数，抒写普通人的命运与追求，才是写作者真正的写作价值，才是文学作品不朽的根本所在。

　　追求所谓的“自我意识”，抒写所谓的“个人经验”，与误读欧美文学有着撕扯不开的原因。在总是关注欧美文学创作技巧的同时，忽略了他们作品的精神内涵。其实在欧美国家，许多优秀作家持之以恒地在“抒写更广泛的大多数”，他们的作品在世界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也有着极为庞大的读者市场。美国作家爱德华·P.琼斯的《已知的世界》、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都是关注“普通人群”的优秀作品。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在他的理论著作《行话》中与意大利作家对谈时，还以“二战”时期深陷德军集中营的一个意大利木匠的不屈精神作为“文学案例”进行创作上的理论阐述。还有那些获得过“诺奖”的作家。比如曾经做过木匠的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获奖后面对记者曾认真地说，创作犹如木匠做椅子。在那样高兴的时刻还没忘记自己过往的普通人的经历。同样获奖的南非女作家戈迪默面对祝贺的人群，真诚地说我写的那些获奖作品都是给大人们看的，我最愿意写的，其实是给孩子们读的童话。

　　抒写人的心灵，抒写寒冷中的温暖，抒写向往与遥想，永远都是写作者所秉持的立场与观念。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过“作家应该是一名水手”。水手是要远航的，但无论怎样远航，航船终究还要靠岸。也就是说，无论怎样放飞想象的翅膀，一定都要脚踩坚实的大地。

　　地平线，是一条美好的线。同时也是一条文学创作规律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