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看着手机上一条条赞叹的微信，我陷入了沉思，眼前出现了40多年前在安徽泗县插队时患疟疾的凄惨情景。

　　那是初秋时节，中午时分依然很热，但早晚已有凉意。我们上海知青天天起早摸黑，与当地老乡一道紧张地忙着抢收抢种。一天吃过午饭，骄阳似火，我扛着农具正准备下地劳动，突然感到身上丝丝发冷，寒气从背心蹿上来。怎么回事？大太阳下，怎么会冷得发抖，甚至连牙齿也在打颤，发出“咯咯”的声响。难道是感冒发烧了？可以前发烧不是这样的啊！

　　我一边哆嗦一边翻出棉大衣，尽管裹得严严实实的，但依旧感到寒冷刺骨。于是，我只好躺在麦垛边晒太阳。

　　老乡看到我这个模样，便说这孩子“打摆子”了，赶快去卫生院抓药吃。当地人称为“打摆子”的病，就是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一种传染病——疟疾。我赶紧去村卫生院拿了一种叫奎宁的药，那药类似小咖啡豆，吃下后一直反胃，想要呕吐，而病也没有好转的迹象，全身肌肉关节酸痛，皮肤布满鸡皮疙瘩。寒战好不容易熬过去，体温突然急速上升，头痛欲裂，气急胸闷，心悸口渴，皮肤灼热而干燥，难受得死去活来。又折磨了两个多小时，手心开始微微出汗，随后遍及全身，大汗淋漓，衣服湿透，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

　　我以为烧退了，我的病也好了。哪料第二天同样的时间，我又开始哆嗦了。就这样周而复始，连续几天冷冷热热，年仅16岁的我，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连走路都要扶着墙。有一次，我出去方便，突然一阵天旋地转，倒在了麦场上的草垛边。后来老乡发现了我，搀扶着我回家。

　　晚上，月光从茅草房窗外无精打采地洒在我的床上，平添了一份孤独无助感，我特别特别思念远方的母亲，在上海，我哪里会遭受这样的苦难！而现在，我连倒一杯水的力气都没有。我费劲地点亮煤油灯，想在日记上写点什么，但我爬了几次都无法坐起来。病来如山倒，我真正领教了这种冷热病的厉害和恐怖。至今想来，仍然心有余悸。

　　前年春天，我应泗县县委之邀去作演讲，重返当年插队的故地。今非昔比，那里的老百姓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麦场上依然堆着一垛垛熟悉的麦草堆，看到它们，我不由得触景生情，问老乡现在还有没有人“打摆子”，他们说早已没有了，这让我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