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帅名单出炉后，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掌管全军军衔评定工作的罗荣桓就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说明自己是大革命以后才参加革命的，比其他几位拟授元帅军衔的同志入伍晚，对革命贡献不大，恳切地请求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毛泽东和党中央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毛泽东说：“罗荣桓同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典范，他是秋收起义以后上了井冈山的老同志，几十年从不为个人名利争短长，他协助林彪同志在解放战争中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徐向前也给毛泽东专门写信表明自己的态度，他的理由是“既然革命已经成功，当不当元帅无所谓”。其后，他不止一次地对“徐向前元帅传记组”的人说：“许多同志牺牲了，如果他们还活着，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叶剑英也提出：“我诚恳请求，我最多摆在大将的军衔上。这是历史的定评。”但是，中央都没有同意他们的要求。

　　主动要求降衔的大将

　　在大将的评选中，主动要求降衔的事例就有不少。在大连疗养的徐海东，听到中央决定将授予他大将军衔后，心里很不安。适逢周恩来到大连视察工作，顺便到疗养院看望他。徐海东恳切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我正有一件事要向您报告：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听说中央准备授我大将军衔，感到有愧。我请求能将我的军衔降低一些。”周恩来说：“海东同志，你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累病的嘛！你为党的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我认为，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

　　徐海东1940年初因为身体原因一直处于休养状态，所以觉得授予大将军衔内心有愧。当然，除了他对革命作出的贡献外，中央的决定还有一层原因就是他是陕北红军方面的代表。红军长征时除了3个方面军外，还有一支独立长征的部队最先到达陕北，即红25军，徐海东是这支部队幸存的指挥者，与陕北红军合编为红15军团之后，徐海东任军团长，为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陕北红军没有元帅入选，不可能再没有大将，所以，徐海东的这个大将军衔是辞不掉的。

　　同样，当谭政知道自己将荣膺大将军衔的时候也连连说：“我不够格啊，不够格。”不过，谭政作为大将中唯一政工干部的代表，新中国成立后又是总政排名第一的副主任，所以，评定大将军衔也在情理之中。

　　大将让衔中被传为佳话的是许光达。许光达在得知消息后，曾向贺龙“面请降衔”，当时贺龙没有明确表示支持他的意见，许光达随后即向军委呈报了一份书面申请：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的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愧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衔。回顾自身历史，1926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至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喝牛奶、吃面包。自苏联返国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

　　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

　　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 年9月10日

　　毛泽东看了许光达的《降衔申请》后，非常感慨，在一次军委扩大会上说：“同志们，今天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位甘心把自己的级别降低的人，他就是许光达同志！这是一面镜子！一面共产党员毫不为己、不谋私利的镜子！他将始终成为我党、我军上下的一面很好的镜子！500年前，明朝一个大将叫做徐达，他平定中原，威震天下，如今500年后，我们人民军队中也有一位大将，他就是许光达，他是以他的高风亮节而名震天下的！”不过，中央并没有同意许光达的意见，还是授予其大将军衔。如果从大将名单中，可以看到，他是红二方面军的唯一代表。

　　萧克、许世友为何没评大将

　　有人质疑，在红二方面军，无论战功、威望、职务，萧克、王震似乎都更合适。身为八路军120师副师长的萧克只被评上将军衔，若追根溯源的话，萧克、王震都是井冈山时期在中央苏区成长起来的将领，原来都隶属于红一方面军。直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他们带领红六军团一路转战，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而许光达则是红二方面军成长起来的正根干部，直到1932年春身负重伤，赴苏联治疗。所以，许光达作为红二方面军的代表更合适。另外，许光达被评为大将还与他当时的职务有关，作为装甲兵司令，当时正和苏联人沟通学习，而苏联的类似兵种司令都是大将，为了方便对等开展工作，也应授予其大将。

　　在大将中，井冈山时期成长起来的干部就有粟裕（三野代表）、罗瑞卿（华北野战军代表）、黄克诚（四野代表）、萧劲光（虽然也出自四野，但他当时海军总司令的身份是入选大将的主要原因）、谭政（政工代表），人才济济，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背景，萧克、王震若再评为大将，那这一支在大将中就过于庞大了，基于此，萧克就只能屈居上将了。正如粟裕是排在大将第一位一样，萧克也位居上将第一位。曾参加《萧克回忆录》编撰工作的周炳钦说：“在这次授衔的55名上将中，萧克名列榜首。授衔前毛泽东曾亲自找他谈话，对他说，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别人就不好说什么了。”

　　与萧克类似，有些从资历、战功都足以能评为大将者因为各种原因也只能评为上将。就像很多人为之抱不平的许世友，资历上，他在红军时期就曾担任红四军的军长，战功就更不用说了，结果却屈居上将，其实也是综合平衡的结果。许世友出身于红四方面军，而王树声以曾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和西路军的代表入选大将。粟裕担任三野副司令员，创造孟良崮战役的奇迹时，许世友是其麾下第九纵队司令员；粟裕担任三野代司令员兼政委，指挥全军“攻济打援”时，许世友是其麾下的攻城总指挥。如果粟裕为大将，许世友评为上将也没什么委屈的了。

　　决定元帅和大将人选时，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即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将领。当时曾有动议授傅作义大将军衔，但比傅作义地位更高的程潜、张治中、龙云等人又如何安排？若按资格论，程潜、张治中应是元帅级别。这样无疑又会打破原有的平衡，最后只好“一刀切”，这几位前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均未授衔。所以，在元帅和大将中，均没有国民党起义将领。而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三人作为国民党起义将领被授予上将，成为起义将领中军衔最高者。

　　此外，我军在革命各个时期还有一些较小但也很重要的分支，在授衔时也会照顾到。比如1927年9月建立的海南岛琼崖纵队，坚持“二十三年红旗不倒”，为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创始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冯白驹授衔时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职务，故未评衔，副司令员庄田被授予中将军衔，马白山被授予少将军衔。还有著名的东北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的艰苦斗争，歼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为东北和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评衔时，幸存的最高指挥官、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因病未参加干部评级。他虽未授衔，但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此外，还有王明贵、王效明等六人被评为少将。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5年9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