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改名为《大亨》

　　刚巧这时候，我的朋友董鼎山从美国到上海来，约我、沈毓刚（时任《新民晚报》副总编辑）、秦绿枝等人在“家”饭店聚会。那天，沈毓刚一看到我，就“骂”我说：“你和我是多年老朋友了，你给《解放日报》写了这么多作品，怎么不给我写？”我连忙说：“我现在手里就有篇东西，写黄金荣的，你敢登吗？”他说：“你给我好了。”

　　他回报社后，向社长赵超构汇报了这件事。赵超构说：“写黄金荣，不容易写好，写杜月笙也是。”沈毓刚就叫我将《黄金荣》给他看。

　　我将写好的《黄金荣》前面部分给了沈毓刚，他转交《新民晚报》副刊部主任吴承惠（即秦绿枝）在“夜光杯”上连载。连载前，秦绿枝对我说：“你的作品书名不太好，就改叫《大亨》吧。”我立即表示同意，这个书名改得好。秦绿枝又说：“你现在作品只给我一万多字，你一面写，我一面登，你每周要交一万多字，每个星期五我们派人到你家来拿稿子。”我说：“一言为定。”

　　《新民晚报》连载《大亨》十天之后，报社接到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的来信，称赞我写的《大亨》。他说：“沈寂写的不是流氓史，而是一部上海近现代史，别人未写过。”秦绿枝将华君武的信转给沈毓刚，沈告诉我这个消息后，我也很高兴，写《大亨》的劲头就更足了。

　　当时正是夏天，我住在金陵西路三层阁楼上，靠一个老虎窗吹点风。没有写字台，我就拿块洗衣板，搁在两只凳子上，坐在小竹椅上写。天实在太热了，我就赤膊写，一会儿，就汗嗒嗒滴。其时，我快六十岁了。我太太不断把毛巾放在凉水里，然后绞干让我揩汗。我每周都是提早两天写好一万字，修改一天，再交给《新民晚报》。然后，再考虑下面怎么写？后来，沈毓刚写文章介绍我说：“沈寂每天在阁楼上写《大亨》，每天挥汗写两千字，一周一万字。他自己就是阁楼上的大亨。”对我的评价相当贴切，毕竟是老朋友。我读后感动不已。

　　有了华君武的肯定，我胆子大了。华君武在信中还特地提到：“将来这本书出版时，一定要有插图。”在信中打听：“沈寂是何许人也？年轻人无此材料，年老的无此笔力。”这时，《新民晚报》发行量正激增至120万份，每天读《大亨》连载的读者特别多。许多朋友、同事和熟悉我的人见了我，竟然都直接叫我“大亨”了。就连我们里弄那位叫传呼电话的老先生，每次叫我听电话时也叫我“大亨”。我们上影厂不少同事见了我也不叫沈寂，而是叫我“大亨”了。有一次，我上班乘电车，由于白天上班，晚上写《大亨》，人感到疲倦，精神不太好，车上又拥挤，一时头昏。忽然，车子一个急刹车，我差点摔倒。一个同事忙请一个年轻人给我让座。年轻人不乐意，还嘟囔一句：“他又不是大亨，凭什么要我让他座。”同事马上指着我说：“哎，你说对了，他就是‘大亨’。他就是写《大亨》的那个沈寂，是‘阁楼上的大亨’。”年轻人听了，给我让了座。

　　我写《大亨》有个原则，就是尽量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既写黄金荣的贩毒等恶行，也写到他做过的一些有益的事。比如，孙中山到上海来，黄金荣派人专门保护他，孙中山为表示感激，在一幅扇面上写了“博爱”二字，送给黄金荣。还写到了黄金荣在上海沦陷区，不怕威胁，坚不事敌的民族气节。

　　特别令我高兴的是，《大亨》引起了上海市民对如黄金荣这样的人的热议。有一次，我在乘车时听到几个乘客在议论《大亨》，其中一人说：“现在的政策是变了，黄金荣保护孙中山，孙中山送字给黄金荣，也可以写出来了。”

　　还有一次，我在复兴公园看一群老先生下棋，忽然听到一位老先生说：“昨天，《新民晚报》上的《大亨》写错了。”我一听，心中不免一惊，忙问：“啥地方写错了？”他说：“这里不好讲。你明天来，我讲给你听。”第二天，我去找他，他先告诉我：“谢晋是我外甥。”然后，告诉我：“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起义军升的是白旗。你没写进《大亨》里去。”我解释道：“我晓得这个情况的，升白旗作记号。但我不敢写。别人会认为，升白旗是投降的意思。”他坚持说：“这是不对的，应当实事求是。”我同意他的意见，也很感激他的直言相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