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称旧居；死了，称故居，一字之易，生死之间，千万当心。前几年，某报刊登一高级领导人的家乡照片，称故居，倘若在“文革”期间，那就是“现行反革命”，说不定还要人头落地的。套用小儿子韵语：“没文化，真可怕。”

　　我的旧居位于大杨浦；扫描范畴再小些：鞍山六村；精准打击一点：40号202-203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建造了一大批新村分给工人，故称工人新村，简称工房。事实上该叫公房，产权归属公家。

　　39、40号是个机关家属院，机关全称：北方区海运管理局，统辖上海以北到大连港的海上运输，交通部直辖。“文革”开始，上海街头出现的大字报：打倒陈丕显（市委书记）、曹荻秋（市长）、李广。李广是北方区局的党委书记。 

　　所以楼上楼下都是当官的。门口有条水泥路，便于接送局长们的轿车进出。三楼傅伯伯是远洋公司经理，头发稀疏，却一丝不苟，头皮油亮，色泽很硬，像蜡光纸一样。早晨轿车到了，他披着黑呢大衣、夹着黄牛皮包、衔着粗短的雪茄，一脚撑着，一脚悬着，不紧不慢地下楼，到了二楼吐出一口云雾，满楼喷香。几十年后，曾在苏州某园林的放生池旁读到一上联：“独乐不如众乐”，情不自禁想起傅伯伯，那雪茄味弥漫于记忆深处，久而不散，一抹如新。 

　　傅伯伯是知识分子出身，大概一二·九运动学运出来的，大干部，没架子，见了小孩，尤其小男孩，他常常手掌摸顶，冲着你的小脸蛋喷一口，逗你玩——他知道我们喜欢雪茄的味道。傅家的教养很好，两个女儿白白胖胖，高高大大，终日闭门不出，“落红满地红不扫”，在家读书，“文革”后第一批七七级考上大学的，接着考上研究生。 

　　一楼是邵友诚的家，好像是河北人。友诚与我年龄相仿，个头亦相仿。他爹两眼罩着两爿啤酒瓶底，一圈圈的，永远哈着腰眯着眼瞅你半晌。一个黄昏，他站在门口，老远冲着我吼：“友诚，友诚！”我站在远处，不动也不响。邵伯火了，横过小腿，搁在膝盖上，取下单鞋，嚷道：“我鞋（名词动词化，北方怒语：用鞋砸你）你！”走近一瞧：“哦大伟啊！见友诚么？” 

　　那时家家都是石灰墙，邵伯见墙上有个斑点，对着做功课的小女儿叫唤：“小萍，墙上有个蝇子。”小萍最小，机灵漂亮，所以任性，头也不抬，扔过一句：“我不管！”“你这个杂——种！”还有拖腔，京剧味的，看来还是个戏迷。杂种是黄河流域老农民的口头禅，怒时改不了口、刹不住车，破口而出，但搁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叫“杂种”，等于骂自己。老邵骂骂咧咧的，只得自己起身，踩在铺上，踮脚，伸手一巴掌：“嗨，又砸在钉子上了。”一个“又”，屡犯哎！ 

　　隔壁39号二楼的老黎，“文革”后期闲赋在家，大热天在家，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他下午坐着啃西瓜。忽然后楼乘凉的挨了楼上丢下的瓜皮，不干了，仰起头嚷着骂着。对面高处的一家，发现这边二楼在啃西瓜，指着检举：“二楼！”其实是三楼小军扔的。下面群起而骂。老黎霍地起来，站在窗口，腆着白大肚子，叉着腰，嚷道：“我是国家十二级干部，丢什么西瓜皮呀！”十二级干部，是高级干部，但与丢不丢西瓜皮，之间没有什么论证关系，让人莫名其妙。但他做官，真有官样，高头大马，相貌堂堂，叉着腰，站在窗口。后面房子乘凉的人都被镇住了。其实，他的意思是，十二级国家干部，素质好，决不会丢西瓜皮的！但抽掉了“素质好”，前后就浑身不搭界，那就荒唐了，就有些“韩复榘”了。

　　各地方言最易学的口头禅：宁波人——娘希匹！上海人——册那。39号40号基本上是南下的，属于“许三多”：山东人多，吃大蒜多，开口“马勒”多。东北人当中有不少人往往是闯关东的山东人后裔，有些人开口稍雅驯些，说：“马勒个巴子”。前面的词汇也是“马勒”。所以，我的旧居简称：“马勒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