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6月9日，午夜12点，钱秀玲和丈夫正在熟睡，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只见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雪铁龙甲壳虫轿车，来访的，是三个风尘仆仆的青年。他们对钱秀玲夫妇说明来意，并解释了96名人质被关押的来龙去脉。

　　面对三个年轻人的哀求，怀有五个月身孕的钱秀玲表示，“必须去跑一趟，否则，良心会永远不安。”

　　于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一辆破旧的雪铁龙载着钱秀玲一行四人，行驶在坑洼不平的茅草道上。汽车在路上坏了3次，摸黑修了3次，第二天清晨5点，他们到达布鲁塞尔。

　　之后的故事就是，行将被解职的法肯豪森对钱秀玲说出了那句“会利用手中最后权力，拯救那些无辜生命”的承诺。法肯豪森确实没有食言——钱秀玲几天后获悉，96名人质没有被处死，全部被押往德国集中营。

　　但法肯豪森的命运，却远远不是解职那么简单。

　　很早就认清希特勒将给德国带来毁灭的法肯豪森，其实一直是反希特勒秘密组织成员，他所在的塞内弗城堡由于远离柏林，也是众多反希特勒将士密谈的地点。1944年6月9日，也就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反希特勒组织成员认为，必须尽快除掉那个疯子，使德国少受损失。

　　遗憾的是，他们的暗杀计划，最终失败了。

　　作为计划策划人，等待法肯豪森的，是希特勒疯狂的报复。

　　1944年7月29日，法肯豪森以被召回柏林参加军事会议为名遭到逮捕，他的秘书当天自杀，而他则被关进集中营，受尽折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法肯豪森赦免死刑的大批比利时反战人士和平民，均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法肯豪森却仍被关押，只是，此时他的罪名不再是背叛希特勒、参加谋杀希特勒秘密组织，而是战败德国的将军，是纳粹德国侵略欧洲的高级战犯。

　　在被关押期间，法肯豪森家中房屋被炸，家产化为灰烬。他自己患上严重心脏病，日日与死神相伴。他的妻子在1945年5月的一天，在朋友家附近散步时，被一名美国士兵打折腿，截了肢。当妻子来狱中探望重病缠身的法肯豪森时，两人看着对方的样子，忍不住相对而泣。而妻子最终也因心力交瘁，先法肯豪森而去。

　　1948年3月21日，辗转了德、英、法、荷等多所监狱的法肯豪森，以头号战犯身份，被押到布鲁塞尔，接受比利时军事法庭审判。

　　钱秀玲从报上看到消息，她辗转获得探监机会，当见到这位曾给自己无数帮助的老将军时，她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

　　钱秀玲做了一个决定，就像当年营救那些反战志士一样，她要营救法肯豪森。

　　于是，她奔走呼号，开记者招待会，发表文章，找当年被营救过的人联合签名……

　　张雅文曾在一张1948年的比利时报纸上，查到钱秀玲发表的文章，文中写道：“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法肯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的结果……我将永远对他怀着十分的感激和尊敬，即使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我也要说出这一切！”

　　钱秀玲的营救行动，在比利时上下引起轩然大波，有人骂她丑恶虚伪，有人则说她是假英雄——二战后，钱秀玲被比利时人奉为救命恩人，称她是“圣母玛丽亚”，是“比利时的母亲”。因此她孤注一掷的营救行动，几乎是将自己所有名誉置之不顾。

　　张雅文曾问钱秀玲，就不怕被人说作亲纳粹分子？老人回答得很干脆，她说：“NO！因为法肯豪森是一位讲人道、讲友谊、富有正义感的人。他应当得到公正对待。”

　　1951年1月27日，比利时军事法庭对法肯豪森进行最后一次开庭审判。之前56次开庭，所有证言都对他不利。这次，钱秀玲以证人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她列举了找法肯豪森求情的人证和物证，并向法庭出示了当年被法肯豪森赦免死刑者的联名信，又请出数十名被营救的人质，当场出庭作证……她呼吁法官：“要证实法肯豪森将军对比利时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公正地对待这位德国将军，从而做出公正判决……”

　　1951年3月9日，法肯豪森等来了最后宣判，判处他强制劳动12年。半个月后，他却被告知，可以出狱。原来，比利时与德国关系缓和，他因此提前获释。另外，正是因为钱秀玲的奔走疾呼，也让他收获了一份爱情——比利时反战女英雄西西拉温特，得知法肯豪森的故事后，被他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深深打动，一心要嫁给他。1951年3月26日，73岁的法肯豪森，结束了6年零8个月的监牢生活，背负着历史所遗留的创伤，带着西西拉温特回到德国波恩，后搬到拿骚市。

　　“一个人无法选择时代，但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法肯豪森离开比利时前，钱秀玲最后一次看望他。两位好友拥抱惜别，自此再没见面。

　　钱秀玲全家此后定居布鲁塞尔。她从事过化学研究，开过中国餐馆，还与华侨同胞共同捐款，创办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学校，任第一任董事长。2008年8月1日，钱秀玲与世长辞，享年95岁。

　　当年，张雅文之所以没有以纪实形式讲述钱秀玲与法肯豪森的故事，而是创作了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有一部分原因，是当年的采访，对法肯豪森了解还不够全面。

　　为追寻这位将军的足迹，2014年夏天，张雅文再次独自上路，飞往法肯豪森人生最终的落脚地——德国边陲小城拿骚。

　　在那里，她看到了法肯豪森与西西拉温特曾住过的黑褐色小楼，见到了与他有过交集的人，另外还拿到了法肯豪森晚年时所写的20万字的《战外回忆录》。

　　在人们印象中，年老的法肯豪森很少与人交往，似乎再没有从战争的痛苦中走出。他如同一片秋后的落叶，无声地飘落在拿骚这座寂静小城，被世界遗忘。

　　但他灰暗的晚年，也曾有过一抹晚霞般的光亮——1958年10月20日，法肯豪森八十岁生日，这天中午，忽然来了几位中国客人，捧着鲜花、蛋糕、勋带、勋章。他们是中国台湾驻德国外交人员，受蒋介石指派，专程为他祝寿，感谢他对中国抗战的帮助。

　　老人连说谢谢，忍不住声音哽咽。

　　但这样的快乐，对法肯豪森而言，稍纵即逝。更多时间，他都在痛苦的回忆与反思中度过。反思自己、反思国家、反思战争、反思人类。

　　张雅文在其回忆录中看到了这样的话：“希特勒以人民的名义起誓，却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果誓言不再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而是带有犯罪的性质伤害了人民，那么，违背誓言去进行反抗，则成为一种道德的义务。”

　　法肯豪森在回忆录中的种种观点，与他的行动形成映衬——无论营救比利时反战人士，抑或谋划刺杀希特勒。在张雅文看来，法肯豪森似乎在告诉人们，一个人无法选择时代，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但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1966年法肯豪森病逝，享年88岁。

　　张雅文在离开拿骚前，特别前往法肯豪森长眠的墓园——一圈矮矮的树墙，围着一块粗糙的石墓碑，碑前栽着一盆盛开的玻璃翠花，墓碑上用德文刻着法肯豪森与西西拉温特的名字，以及他们出生与逝世的时间。

　　张雅文站在墓碑前，深深鞠了一躬。

　　那天，天空晴朗、无云、无风，亦无战火硝烟，天地间一片宁静，只有鸟儿飞过，留下一阵啁啾声。

　　（本文参考张雅文《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张雅文《与魔鬼博弈》重庆出版社）

　　摘自《小康》十月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