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的形象，和接受者欣赏他的作品之间，究竟有没有关联？

　　倾向于作品自律者会说，压根儿没有毫毛关联！你面对的是一件自足的作品，至于是来自张三还是李四，更别提张三李四长啥样了，并不会影响到你对作品的欣赏和接受，如果真有影响的话，就证明你欣赏和喜爱的不是作品本身。

　　这个说法看起来逻辑严密，但在顺序上，却有一个纰漏——对大部分接受者而言，都是先被艺术品打动，然后再希望去了解艺术家的形象和生平。艺术史中的扁平名字，一点点慢慢还原成了一个“艺术家－人”，简而言之，一张脸。这种渴望根植在艺术接受的核心。

　　我注意到艺术家的个性越是强烈，接受者越能在他的艺术中体味到极致体验，往往也是距离接受者年代较近，我们了解他音容笑貌的冲动也越强烈。其实，细究这种冲动，会发现其中包含的言下之意是：最好艺术家的形象能接近我们在艺术体验中所想象的样子，即——艺术家的长相应该和他的创作呼应。一旦这种联系得以建立，艺术家的形象就会固着下来，成了一个标签，挂在百科全书辞条的一侧。古典音乐中，这类作曲家的“形象标签”简直泛滥，双下巴的巴赫、大胡子勃拉姆斯、愁眉苦脸的老柴。不过，只要你搜搜图库，会发现很多和经典“标签”相悖的形象，但都被集体记忆过滤掉了。而且更可能的是，我们所习见和接受的“标签”，反而是离艺术家真正形象较远的那个，成了我们希望他长的那个样子。

　　最近读完马勒给妻子阿尔玛的书信集（东方出版社，译自康奈尔大学的版本），意外地发现马勒居然也是“形象标签”的受害者。照理上，马勒生于照相术已初步成熟的年代，留下相片颇多，应该会有多样化的形象示人。不过，那个年代的照相碍于设备粗苯，摆拍居多，马勒又是一个性格多少有些分裂的艺术家，他习惯摆出强悍的姿态，同时又难免透出压抑不住的焦虑。这就成了他的经典形象。

　　1907年底，马勒去俄国和芬兰旅行演出。在圣彼得堡，马勒遇见了画家盖伦·卡列拉，画家带作曲家坐船游玩，马勒给阿尔玛的信中如此记述：“盖伦一路上一直盯着我看，就像猎人对待猎物般盯着。突然，他拿起画架开始画起我的肖像画来——风格很像伦勃朗，人像被火炉中的火苗照亮。他连续工作了半个小时，我开始焦躁不安。于是，我们朝林中走去。我很高兴可以一逃了之，不必再提及我的‘肖像画’。一个小时过后，在我要与他道别之际，主人突然拿出画架，每个人都惊诧地发现，肖像画已经完成了，每个细节都十分完整。一幅杰出的画作，画得像极了！你看到后一定会吃惊的！” 

　　在马勒给妻子的书信中，如此绘声绘色并不多见，但我的印象中的“形象标签”中并没有马勒的这幅画像。果然，这是一幅少见的画作，非常粗犷的笔法，明显能看出是在短时间内快速完成的，却无潦草之感。作曲家虽然垂目托腮，但绝不是在休憩，而是充满思索的紧张度。马勒觉得“很像”，一定是这幅画捕捉住了自己创作时的状态，或者说，他觉得这是艺术家在创作时应有的样子。

　　之后，阿尔玛的日记中曾如此描绘归来的丈夫：“当他走下火车的时候，我几乎没有认出他。在出发之前，他试图打扮自己，让自己看上去更好一些，但理发师剪去他大半个脑袋的头发，几乎和秃顶没有差别，没有了浓密头发的遮挡，他憔悴的脸显得更加不安，看起来就像一个丑陋的罪犯。我感觉太怪异了，没法用语言表达，难以适应。”憔悴、不安、丑陋、怪异，这是马勒在他妻子眼中的形象，也同样可以套到盖伦这幅速成的肖像画上。它展现了作曲家形象上令人惊骇的一面，盖伦准确地捕捉到这点，而这是无法被塞进经典“形象标签”中的，因为它过于凌乱、触目、复杂和难以定义。

　　这个例子让我相信，所有追寻艺术家形象的旅程，到头来很可能是一次“叶公好龙”。但换言之，这也是最好的结果：从试图寻找一个艺术中的理想形象开始，最终得到的是活生生的、难以直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