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访美的心态

　　老舍名著《骆驼祥子》英译本于1945年春夏之交由雷诺·希区柯克公司在美国出版。该书上市后一炮走红，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短期内再版多次，发行量高达百万册，美国纽约著名的读书俱乐部，把《骆驼祥子》评为“每月一书”的畅销书。

　　《骆驼祥子》的翻译者是伊凡·金，原名罗伯特·S·沃德，曾在美国驻华领事馆工作。他在翻译过程中，违背了老舍的原意，把悲剧的结尾改成了大团圆，祥子和小福子都活了下来。翻译者还杜撰了一些新的情节，在小说结尾，临刑的清华女生，一路高呼着“出版自由”“打倒秘密警察”“反对奸诈政客出卖正义”“驱除政府腐败”和“言论自由”等口号。这样篡改后的情节，让美国读者感受到“美国民主”的气息扑面而来，于是，将原作者想象成了与他们有共同价值观的“自己人”。因此，无论是费正清，还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他们都不可能明白这狸猫换太子的结尾，是译者为曲意逢迎美国读者所为，原作者老舍更是被蒙在鼓里。1945年11月下旬，老舍在北碚接受重庆《新民报》记者采访时，当谈到《骆驼祥子》在美国好评如潮，而结尾却被偷梁换柱时，老舍苦笑道：“他们把收场改成大团圆！”

　　但不管怎么说，《骆驼祥子》的出版，毕竟是促成老舍访美的一个契机，《骆驼祥子》的畅销，提高了老舍在美国的人气，也让美国政府对邀请老舍讲学更加积极热心。1945年11月28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文化专员、邀请老舍访美的积极推动者之一、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特地带着尚有墨香的《骆驼祥子》英译本，专程到北碚拜访老舍。大概就在这次会晤中，费慰梅向老舍透露了美国国务院邀请他去美国讲学的信息。此后的半月内，各方消息纷至沓来，使赴美讲学一事逐渐明朗。因为是中美“教育和文化交流”，有关手续自然要在教育部办理，老舍好友赵太侔，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于是，老舍在12月中旬给赵去信，希望他能助己一臂之力，尽快办好批复手续。老舍的信全文如下：

　　太侔先生：

　　美政府约舍赴美一年讲中国现代文艺。此行对舍身体精神都裨益匪浅，务祈帮忙，请部中按出国讲学条例，从速批准，以便去请护照。磕头磕头！二月一日即可动身，故须从速办理。下月中即当入城，面肃一切。匆匆祝吉！ 

　　弟

　　舍躬

　　十六

　　这封信向我们透露了两个信息：其一，老舍欣然接受访美邀请；其二，老舍出国的心情非常急迫。

　　前些年，在美国马里兰的国家档案馆分馆中，发现了老舍为参加交流项目，呈交给美方的一份《我的访问计划书》，老舍在书中所表达的意愿，是国内以前从未听说过的，这使很多人感到惊诧。他说：“承蒙国务院邀请，让我以小说家身份前往美国访问，鄙人深感荣幸。感谢国务院的盛意和关心，让我得到如此宝贵的机会，能去参观和学习，也是我期待已久的。”在“计划书”中，老舍赞扬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他认为中国虽有上千年文明，“却在民主制度方面，仍是一个刚刚蹒跚学步幼童的民族”，他说：“在艰辛的国家复兴和建设中，我相信，我们需要付出很多，但需要吸纳的则更多……我衷心期望，能把在美国学到的一切，传递给我的同胞，对促进两国互相理解，略尽绵薄之力。”

　　《我的访问计划书》陈述了老舍感激的话，赞扬的话，而更多的叙述，是想通过这次访美讲学，“促进两国互相理解”，为国家的复兴和建设竭尽全力。国内有的学者看了老舍的这份“计划书”颇有微词，认为老舍不该说那些赞颂的话、感激的话；有的则认为，老舍的话是敷衍国务院的官僚，言不由衷。事实胜于雄辩，老舍在美国的言行并没有丧失人格，更没有丧失国格，而且，新中国成立后，当祖国一声召唤，他便毅然回国，他是一个充满崇高民族气节的中国人。

　　老舍对赴美讲学之所以感到欣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借此机会休养生息。抗战八年，老舍为推动抗战文艺事业的开展，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落得满身病痛，贫血、头晕、打摆子、盲肠炎等，这些病痛时时纠缠着他。抗战胜利了，他也想停下来歇歇脚，把垮掉的身体修复一下。他曾在文协的欢送会上戏谑地说，美国之行是去“放青儿”。

　　百般滋味在心头

　　1946年1月初，老舍收到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函。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说：美国国务院决定聘请曹禺、老舍二氏赴美讲学，闻二氏已接受邀请，将于近期内出国。接着，陪都各报纷纷披露这一消息，延安《解放日报》也于1月14日转载了这条消息。这期间，老舍进城准备出国事宜，各方朋友纷纷向他表示祝贺。然而，临近去国之际，老舍对祖国的恋情却油然而生。胡风在回忆录《再返重庆〔之四〕——抗战回忆录之十八》中，记录了老舍此时的心态：

　　老舍和曹禺应邀将到美国去讲学，“文协”为他们举办欢送晚会，第二天50号（即中共南方局驻地重庆曾家岩50号）又为他们饯行，我都参加了……看得出，他虽去美国，但并不觉得多么得意，而是对刚胜利的祖国很是依恋。他和我们闲谈，还用扑克牌做游戏，聊以排遣。

　　另一件小事，也足以说明他对祖国的深情。在“文协”欢送他出国讲学的招待会上，他私下慎重地对碧野说：“我去美国将用中国话讲学！”这句看似简单的话语，却意蕴深沉。早年，他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过讲师，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他赴美讲学要用中国话，让对方派译员，要在美国人面前“摆摆谱”，充分体现了老舍对母语的热爱和自豪，也反映了他对祖国的真挚情怀，绝不数典忘祖。

　　再说到家里，当年抗战军兴，老舍抛妻别子，只身来到抗战中枢武汉，继而重庆，直到1943年冬，妻子胡絜青才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逃出沦陷区，千里迢迢来到北碚，一家人团聚。如今，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才两年多，老舍却又要去异国他乡，一家人又要天各一方。思念及此，怎不叫人黯然神伤呢？臧克家在与老舍的话别中，不仅体察到老舍对祖国的依恋，也看出了老舍对朋友、对家人的牵挂，他在《老舍永在》中回忆道：

　　接到老舍的信，第二天我去了市里。二人到离“抗协”（即“文协”，坐落在重庆城区观音岩坡下的张家花园）不远的北方餐馆“天霖春”去吃芝麻烧饼，一个人一杯小酒，其实是借酒话别而已。我看他这次出国，心情是矛盾的。虽说抗战胜利了，国民党一心发动内战，人民生活越来越悲惨，局面令人十分不安。出去，个人倒清静了，撇下朋友，离别妻子，带着留念，杂一点疚心而去，他是“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的……话别本来是令人“黯然”的，何况在这样环境、这样情况之下？我看他吸着一支香烟，头微微仰起，望着那烟云在眼前迷离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