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校上海戏剧学院刚刚度过了她的七十寿辰。在生日庆祝会上，再一次把上戏在五十多年前创作并热演的剧目《年青的一代》搬上了祝寿舞台。我们几个当年曾是“年青的一代”如今已白发苍苍的演员，与今天的年轻演员一起，又一次走上了舞台。我这个老“林岚”，不由得回忆起往事，竟历历如在眼前： 

　　1963年春夏之际，刚成立不久的上戏教师艺术团正在排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忽然被学校领导叫停，并传达了市委宣传部的谈话精神：要大演十三年！也就是要演反映我国解放后十三年来的人民生活的现代戏。当时我院陈耘老师正在创作一个新的剧本《路》，主题反映大学生在毕业后选择的不同道路：是选择留在大城市，还是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于是学院就决定让教师排演这个剧本。

　　最早这一台戏是由表演系老教师罗森老师导演的。主要演员都由上戏表演系的老师担任。 

　　剧本在排戏当中仍做了反复修改，导演和全体演员都积极参加到剧本修改工作中（包括对剧名的修改），大家都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演出时剧名定为《年青的一代》，那时正值那一年学生毕业分配前后，所以演出后社会反响很大。当时在上海的空军司令刘亚楼看了这戏，觉得剧本很好，提出用空政话剧团的话剧剧本《年青的鹰》和上戏交换，把这剧本带到北京让空政排一台。 

　　空政话剧团在北京演出的《年青的一代》引起了轰动，不但年轻观众踊跃，连很多老干部都来看了。这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据我知道，周恩来总理、张爱萍上将等都看过这部戏。中央领导又从更深远一层的意义来看这戏的主题，提到要从“在和平建设时期如何防止革命后代变质”这个主题高度来阐释。周总理还帮助修改了剧本，剧中烈士遗孤林育生的生母在狱中就义前给儿子写的遗书，就是周总理亲笔改的。 

　　这部戏在北京打响后，全国各地有不少剧团都排了《年青的一代》。

　　中央的重视反馈到上海。当时，上海的几个话剧团：上海人艺、青年话剧团、上影演员剧团也都各排了一台；上海戏剧学院除教师艺术团外，还以学生为主演排了一台。上海越剧团、上海沪剧团把戏改编成地方剧，纷纷上演。一些有演出实力的大学学生艺术团也排了这出戏。我曾到第二医学院和他们的学生剧团做过交流。 

　　我记得上戏教师艺术团除了在学院的剧场（当时还没有大剧场，是在现在的端钧剧场）演出外，还在大众剧场等校外的剧场演出过，前后演了一百多场，场场满座。甚至有的年轻观众第二天就要去边疆参加建设，前晚要求再来看一场，说：买不到票了，站着看也行。 

　　上海市委也十分重视此剧，指定此剧为上海参加1964年华东话剧汇演剧目，并派章力挥等笔杆子帮助修改剧本。汇演那台的导演是当时上戏的教务长朱端钧。演员由上海戏剧学院、上影演员剧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青年话剧团四个剧团的演员组成：老演员张伐、蒋天流都加盟这一版的演出。

　　这台戏的风格特点是生活气息很浓，朱教务长努力避免在台上说教式的表演，他注重生活细节和人物关系的刻画，让一出政治气氛很浓的戏，带上了田园诗的气息。演员的表演也很投入，我记得有一次老演员张伐在台上演到激动处，一敲桌子把指骨都敲裂了。 

　　这台演出获得那年华东话剧汇演颁发的优秀创作奖。 

　　接着，上影天马电影制片厂就接到把此剧改编成电影的任务。不久成立了摄制组。剧本由陈耘老师和影片导演赵明联合改编；演员中以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和上戏的毕业生为主。上影的老演员凌之浩、莎莉、温锡莹、赵抒音都在影片中演老一辈。 

　　摄制组对影片的拍摄相当认真。青年演员在开拍前花了不少时间做小品、排戏、熟悉角色,还去了苏州一带的地质队体验生活。

　　影片里林育生亲生母亲写的遗书，就是周总理改的那稿；林家客厅里挂的“艰苦朴素”四个字，是张爱萍亲笔题写的。

　　影片完成后在全国放映，反响也很大。我接到不少观众来信。多年后，我已经到了上海电影译制厂，还有北京观众来信说，当年看电影《年青的一代》时正逢大学毕业，他们一帮学生看完电影，激动得不想乘车，大家一面唱着电影里的主题歌，一面在长安街上走着回学校，连夜就填写毕业志愿书，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