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回家过年。从日本——归航。

　　第二天，天气晴朗。

　　突然，有几只水鸟，在波浪和阳光上高高地飞跃起来。那是一条条晶亮的弧线——比大海的蓝光更强烈。

　　飞起，落下；再飞起，再落下；沉没在海里，一个生命消失了；又一个生命跃起，周而复始。

　　我倚在船舷边，船在高速航行，小生命一路飞。我一次次悲哀地看着，无法挽救它们。在孤立无援的大海上，任何挣扎，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海底世界是最宽阔的眠床，不用说小鸟，就是泰坦尼克号，也如芥末，大海也有足够的空间，让它舒舒服服地敞开四肢，躺在海底，任五颜六色的鱼，在它的残骸中优雅地来回穿梭。

　　这是什么鸟呢？船员告诉我：“那不是鸟，是飞鱼。”

　　“飞鱼？”我有点不相信。它们原本是鸟吧！落在海里，才成了鱼，飞鱼应该是飞鸟变的？

　　为什么成了鱼，还想飞呢？

　　看过飞鱼，回房间，走过卡拉OK厅，听到里面满是喧闹和歌声——一群从扬州去日本劳务输出的农村女孩子，正聚在一起唱歌。

　　在中介和劳务公司的安排下，她们去日本的工厂里打工，工作很繁重，每月15万日元，但10万给中介和劳务公司拿走了，她们只能拿5万，要吃饭，要住房，本来不够，好在日本老板经常要求她们加班加点，有一点加班费，加起来有6万多，便欢天喜地了。

　　这是中介、劳务公司和日本人联合起来的残酷剥削。这种剥削，比以前地主的剥削还重两倍。但农村很多人似乎不以为意。一年了，她们省吃俭用，扣除房钱和饭钱，已经有了一点点结余，她们揣着余下的钱，高高兴兴地——归航。

　　在船上，她们正花钱唱卡拉OK。她们是不小气的，小气的是过去的贫穷。

　　我也住在三等舱，和她们是隔壁邻居，每次见面，都点头微笑。

　　她们见我走过来，便邀请我唱“北国之春”；我唱了一遍，她们拍着手说：“你唱得这么好，再唱，再唱。”

　　她们为我点歌，为我付费；然后争先恐后地为自己的亲人点祝福的歌，分开一年了，她们实在想念。虽然唱不好，但她们鼓足勇气，想摸一摸从来没有摸过的话筒；翻一翻从来没有翻过的歌谱，唱一支，从来没有唱过的歌曲。在船上，享受一下卡拉OK，这是一种经历、一种情趣、一种向往的生活。

　　第二天早餐时候，没有风浪了。日本NHK和其他外国电视台的信号已销声匿迹，中央电视台熟悉、亲切的声音开始响起来。昨天早晨的日本料理，也变成春卷、稀饭、榨菜和小馒头——船尾的日本国旗降下来，新升起的是迎着早晨阳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此时，耳边的语言也发生变化，节目主持人在电视里说普通话，船舱、大堂里的普通话也响成一片。

　　鸟都变成了鱼？昨天从神户出发时说日语的日本人，现在都说起了上海话，原来他们——“阿拉都是上海人？”

　　快到家乡了，他们不仅说起了上海话，样子、气质都变了，连笑也放开了许多——上海人喜欢随缘——在什么地方说什么话——在什么地方学什么样子。

　　最有趣的是，会说几句汉语的日本人，也不说日语，用汉语与船上的人交流了。那景象真有趣，随着船航行，海域变了，国家变了，人群变了——语言的外套也变了。

　　船经东海，从鸡骨礁、横沙、长兴岛、崇明岛右折南下入吴淞口，同室的日本学生把脸贴在窗户上，对着一艘艘停在宝钢附近的巨轮——惊呼“伟大”——“伟大”。

　　随着船的鸣笛，我心里也奏起了《欢乐颂》。但不知为什么，我又皱起眉头来——

　　昨天进入公海，海水清澈如游泳池的水；到上海，黄浦江水又浑又黄，远处金茂大厦和东方明珠的脸裹在沙尘暴的薄膜中。

　　看到那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我的心情沉重起来，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些担当。是的，有许多事在等着我们去做。

　　不要想了，你看，扬州女孩子们一直在向我挥着手，先和她们告别吧！

　　不管怎么说，我们——归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