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时棡，叔孺公，是吾乡宁波的大印家。吴昌硕仙逝之后，赵公为江南印坛祭酒。陈巨来丈、叶潞渊丈和方介堪先生都是赵门的杰出代表。私淑者，更是比比皆是。如今，纵横海上印坛的，则多是其再传弟子。

　　二十多岁时，我曾用两个月的工资购得原钤本《二弩精舍印谱》，虽然缺少一册，仍宝爱如拱璧。内中就有“五百图书之室”（见图），后来潞渊丈赐赠香港的《赵叔孺先生遗墨·逝世十一周年纪念展特刊》，也收了这一方佳作。还记得当年潞丈指着这方印蜕说“煞挺”（非常挺拔）。所以印象至为深刻。

　　这六个字三疏三密，其实不易安排。叔孺公把笔画少的三字刻成粗笔，加重分量，使之和三个笔画繁多的文字平衡和谐，效果奇佳。关键是粗到什么程度，才能恰到好处，这是由印家修养的深浅所制约。

　　常有朋友问我，赵叔孺和王福厂孰高孰低。不是“不可说”，而是不能比。二公俱为大印家，但路数不同，风格亦有差异，岂可等量衡之。当然，也许是宁波情结，私心的天平倾向赵公。不过，也不得不说一句老实话，福公妥帖完美的多字朱文印也许赵公是很难做到的。

　　这方六字印“煞挺”，一个“挺”字，已经把赵公的亮处挑明。不但挺，而且蕴藉。渊停岳峙，一派大宗师气度。

　　如此佳印，我曾有幸拿在手里细赏，但不敢摩挲。因为满是灰垢，脏得一塌糊涂。那是在沪郊大场的大仓库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形形色色的抄家单位开始处理物资的清退工作。一个严冬的上午，一辆大客车，载着满满一车的孝子贤孙，驰向一个事先不知道的地方。停下以后才被告知是到了大场镇。四五座黑乎乎的大仓库矗立在我们面前，周围遍地是荒草。我们被领到一座大仓库前，主持者说，你们被抄的东西都在里面，自己去认一认，拿到门口来登记，不能带走，等待以后集中发还云。

　　仓库有四层楼，暗暗的，冷得彻骨。幸而是个好天气，一缕缕的阳光会从窄小的窗口射入。里面乱七八糟堆满了东西——家具、轴头、书籍、奇装异服、砚台、印章……到处是灰尘污垢。可以由着大家自由翻找。早知如此，应该穿套工作服去。可悲的是，那天我不幸穿了一件天蓝色的卡其新大衣。我不敢去翻动那一堆堆的垃圾。稍一翻动，灰尘飞舞，呛得连连咳嗽，又没带口罩。就表面的东西看去，田黄、鸡血、名家印作有好几十个，又看到了这方“五百图书之室”。“图书”，现在泛指书籍画册，印文中的“图书”，依旧俗是指印章。

　　我家被抄走几十方“图书”、一部吴昌硕的花卉册页、一条张大千的上联（下联还在舍间）等等并不算多的文物。我终于明白，要在这一座大仓库里寻觅，无疑是大海捞针。我又很没出息，怕弄脏了新大衣。便踱到大门口，站在几位在晒太阳的主事者身边，沐浴阳光的温暖。十几个孝子贤孙争取一幅张大千的观音，都说是自己家的。主事者裹着棉大衣，跷着二郎腿，乜着眼似笑非笑，此情此景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中。

　　当然，我家被抄走的，如黄鹤一去再无下文。怪自己太渺小，只是普普通通的升斗小民。

　　一位老先生是名人，他的大宗被抄文物归还以后，一检点，说还有四百多个印章没有还来。他被允许到市内的文物存放点去当场认领。因为年高视物不清，要我陪同前往挑选。嘱咐说，凡有可观者，都拿下不必客气。

　　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到铜仁路延安路口小弄堂里的一幢旧房。工作人员取出或是抽屉，或是淘米的淘箩等物盛放的印章。大名头的看来早已被选走，但竟然被我发现了一方吴昌硕的“木鸡”，因为边款被橡皮胶贴着，脏脏的，才没被他人发现。我还检出了陆俨少丈用印“就新学人”，以及西泠印社《西湖胜迹印谱》中诸多名家的作品。当场签个名就领回去了。

　　我上海的近邻有一位电影大明星阿姨，全国闻名，待遇更胜一筹。她家被抄走名画，据说有任伯年的。一天下午，她叫我赶快过去，说过一会要送任伯年画上门让她挑选，要我帮着看看真假好坏。

　　一辆面包车，四位工作人员，拎着两大捆轴头，任阿姨自由挑选。我帮着拉开第一个，是达摩渡海，精彩。我瞄见阿姨没有欣喜之色，便说好像不是你们的。阿姨斩钉截铁地说，没见过这画，不是我们的。我才知道阿姨是不喜欢小瘪三似的人物的。果然，当拉开一幅麻姑献寿图，色彩明亮，人物漂亮，阿姨顿时面露笑容。我仔细断定确是真迹，就说，阿姨，好像从前您客厅里挂过。阿姨凑近仔细打量——“啊哟哟，到底是年轻人记性好！一点不错，一点不错，是挂过客厅的！”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我也有点演员水平的。倘从事那行当，说不定也能弄个金马影帝的。一笑。

　　唉，早知我家的文物一件都回不来……我这人，真没出息。一件大衣，弄脏就弄脏，有什么了不起。捞几个田黄口袋里一塞……唉，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