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列兹的去世给2016年初的乐坛带来了很大震动。到20世纪下半叶，作曲家—指挥家是如此稀少，而这方面的丰碑式人物，毫不夸张地说，在伯恩斯坦之后，人们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他了。可这么说，布列兹本人恐怕是不会乐意的，因为在他看来，他的创作对音乐史发展的影响连某某人都超过了，同伯恩斯坦相提并论还未必是件美事。

　　而单就指挥艺术来说，布列兹是一位风格特立独行，曲目选择也特立独行的大师。影响最为深远的，除了指挥自己的作品外，大概是他灌录马勒、巴托克、斯特拉文斯基和第二维也纳乐派的唱片。与此同时，指挥家（至少在录音方面）大大回避了巴洛克、古典与浪漫主义时代的杰作。他很有自己的取舍，譬如在浪漫派这方面，放着舒曼、勃拉姆斯的交响曲而选择灌录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

　　作曲家走上指挥台很容易带来与众不同的视角，而重要的作曲家又常常不是伟大的指挥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柴科夫斯基，他指挥自己的作品，结果凶多吉少。相对于创作，演绎的技巧完全是另一回事。作为指挥家的布列兹却是毫无疑问的技巧派，从演奏效果来看，有时技巧面的成就能够同莱纳、塞尔这些人等量齐观。和其他超技指挥家一样，布列兹展现技巧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作曲家所写的东西应该被完整地听到。当然他本人身为作曲家，这方面的诉求可能更强烈。但这也仅是他指挥艺术的一个方面，另一明显的特点是他在最富于激情的作品中也毫不吝惜地表达出来的冷峻。由此区别于托斯卡尼尼、塞尔手中高度的紧张。

　　我想，通过一张常见的录音——布列兹指挥维也纳爱乐（简称VPO），为DG灌录的马勒《第六交响曲“悲剧”》来观察他的风格特点是颇有帮助的。该作是最热门的马勒交响曲之一，也是最直白且戏剧化的，没有“第七”、“第八”中不易接受的特点，作曲家甚至谈到末乐章有一个“英雄受到三次打击，颓然倒地”的内在线索。在伯恩斯坦的后期录音中，同样由VPO演出，那种白热化的倾向几近于刺目；巴比罗利的录音室版唱片则打开内向却十分焦灼的悲剧世界；当代名家夏依一方面着意把握音色之美，另一方面对乐句的处理有些浪漫化的铺展，但并无前两位手中极端的音乐表现。

　　和他们相比，初听布列兹那张唱片第一乐章的开头，我们不免惊叹于乐队明净的声音造型：音色清冷，织体透明，乐句的塑造也不张扬，全无那种扑面而来的感觉。同布列兹前后脚离开的那位票友指挥家卡普兰虽然是半路出家，却无疑是研究马勒演绎极为精深的人，他就曾表示布列兹的马勒太寡淡了些。可是，仔细欣赏这款“悲剧”的录音，我很快便无法同意卡普兰的看法了。首先，指挥家对于透明度与细节的追求绝非“为透明而透明”，所突出的细节其实是强化了悲剧氛围的尖锐性，效果是音量与色彩方面的推动所不能替代的。

　　同样重要的是他对乐句的塑造，那毫不铺张的简洁，更清楚地勾勒出音乐进行的某种“趋势”，作曲家在横向的流动中所要表达的东西。他并不追求强大的张力（塞尔的句法即如此），却能在冷峻的表达中使音乐行进的力量自然出现。这有多少来自布列兹作曲家的思维，又有多少来自他指挥方面的天赋，恐怕就是一个谜了。这种内敛的格调与纯净的色彩用来表现行板乐章几乎是更加迷人。

　　把握内容、结构极为复杂的终曲，布列兹让我们看到他俯瞰作品的视角，他从容调度的功力。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点是我们容易忽视的，就是他也善于把握乐队的传统品质。通常他被视为现代派指挥风格的楷模，几乎是表现“乐队传统”的对立面。此处的演奏却证明，他仅是想有的放矢地运用。正如Enrico Stinchelli所指出，VPO的演奏传统是既包含了种种美声、又能够奏出某种尖锐、内心撕裂的声音（大意）。布列兹表现末乐章中，主人公遭到打击后的心悸时，恰恰是将后一样品质发挥到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