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寻母的经历

　　王弘之在学校里被挂牌批斗，每天早上 5时出门去学校，晚上10时才回到家，任务是扫厕所。1967年的一天晚上，王弘之疲惫不堪地回到家，四婶张雅苹正在等他，看到他回来赶紧把他拉到一角，轻声地说：“你姐姐从香港来信了。”随即将一封信塞给他。

　　王弘之听说姐姐从香港来信，赶忙展纸阅读，信中说：“现在我在香港妈妈面前，妈妈非常非常想念你，你的名字叫海平，希望你赶快来会面……”王弘之突然得知母亲尚在人世，一时激动，悲喜交集，泪如泉涌。但在那动乱的岁月中，他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到香港呐。一向谨小慎微的王弘之接信后心情十分复杂，考虑再三，还是决定把信交给组织，听候指示要不要复信。结果信交上去后，石沉大海，没了下文。

　　王弘之的姐姐王蕙于1947年离沪去台湾，1949年上海解放后，姐弟俩还保持通信，但后来因追查海外关系，王弘之不得不与姐姐中断了联系。“姐姐怎么会找到母亲”的想法，一直困扰着王弘之，直到1988年初，姐弟俩在香港见面，姐姐才把她寻母的经历原原本本地道出——

　　王蕙到台湾后，住在同父异母姐姐王蘅家。抗战胜利后，王蘅的丈夫包惠敏赴台接收，没想到后半生会在台湾度过。王弘之叫王蘅为大阿姐、包惠敏为大姐夫。

　　王蕙1948年与曾任台南“空军第七供应分处主任”的税兰洲缔结良缘，婚后生税力耕、税道耕、税儒耕三子，家庭幸福，生活尚算安定。1949年，税兰洲迎来在上海的岳母李澄湘到台湾颐养天年，因居室狭小，李澄湘不久迁居大女儿王蘅家。虽说王蕙在台湾安居乐业，但她念念不忘1947年来台前，弟弟王弘之向她道出自己的身世，所以一直想弄清生母究竟是怎么死的，葬在哪里。她做梦都想有一天能到母亲的坟前，烧香、磕头，以尽女儿的一片孝心。

　　王蕙与税兰洲结婚后，就把自己的身世向丈夫和盘托出，但税兰洲身为“党国军人”，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感到此事以不张扬为上策。但在家中，孩子们都知道自己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后人。

　　王蕙终于有一天得知日思夜想的母亲下落，实属偶然，真可谓苍天有眼，冥冥中让失散数十年的母女团聚。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在台北开出租车的王蕙次子税道耕，有一天载一位叫谢福健的客人去国民党中央党部，此人是孙科次子孙治强的秘书。途中，税道耕和客人聊了起来，说我家与“国父”是亲戚。客人一听，好奇地问：“你与‘国父’是什么亲戚？”税道耕直言：“我母亲是‘国父’的外孙女，我应叫‘国父’太外公。”接着，税道耕又将母亲多年来一直想寻找外婆下落的想法告诉了客人。客人好生纳闷，自己从来没听说过“国父”还有外孙在台湾。他感到眼前的年轻人忠厚老实，绝不像是在说谎，就建议道：“既然你母亲要寻找你外婆，那何不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反映此事。”

　　税道耕把做生意时的奇遇告诉了住在嘉义的父母。王蕙和已转业经商的丈夫商量后，决定信由税兰洲起草，以王蕙的名义写给“国防部长”蒋经国。据税道耕回忆，蒋经国收到信后非常重视，提交国民党中央党部开会时讨论此事。当时正主持台湾“中国广播公司”的国民党元老梁寒操表示，他了解“国父”女儿孙婉与王伯秋的婚姻，王蕙信中所述都是实情，并无欺世盗名之嫌。原来，梁寒操是王蕙舅舅孙科的老友，孙科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时，梁寒操任立法院秘书长。既然梁寒操表示了解此事，台湾当局就请他负责具体落实。过了一段日子，梁寒操派秘书通知王蕙，希望她于某日前去面谈。那天，王蕙由次子税道耕作陪拜访梁寒操。见面后，梁寒操向王蕙询问了不少事，王蕙一一作答，并向梁寒操诉说几十年来的思母之情。

　　梁寒操听了王蕙的诉说，不解地说：“你母亲还健在啊！她在澳门，当年可能张默君不知情传错了。”王蕙听罢，激动得热泪盈眶，她当即恳求道：“梁先生，我很想去看看母亲，希望你能设法帮助。能否告诉我母亲的通讯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