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或因有非凡历练，或因有绝世妙思，历来都是艺术创作的对象，文学、电影常以他们为原型，延展出精彩的历史小说——但其主题不是历史事件，而是人。

　　众所周知，《欢愉》（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是根据著名人类学家米德的故事改编的。米德是文化人类学领域具有奠基和开创性的人物，她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实地考察后所作的著作震惊了西方世界，其中关于文化、性、青春期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备受争议，从学术角度讲，她的业绩很快就被后辈赶超了，但她对新几内亚部落两性关系的态度成为女权运动的基础理论，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全世界男女平等的进程，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激进女权主义者都深受其影响，《时代》杂志称她为“世界祖母”，《纽约时报》说“她把社会人类学带入了光辉的科学时代”。

　　莉莉·金在仔细研究米德的史料后，为什么要虚构这样一个悲情小说？

　　内尔（米德的原型）在新几内亚旅程发生之前，已出版了惊世骇俗的著作（显然对应的是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这让同为人类学者的丈夫嫉妒不已。嫉妒吞噬了原本的爱，打破了原有的相处模式，芬感到自己在这段婚姻、这场学术合作中失去了主控权，可悲的是，也因此失去了对妻子起码的爱怜，他仅剩的主控权似乎只能在床笫间爆发。在学术关系上，他对她极尽欺瞒之事，两人早已道不同，无法为谋。所以，班克森一出现，就弥补了内尔缺失的各种关爱：伤痛的身体得到班克森的悉心照料，苦闷的精神与班克森一拍即合。但即便内尔有非凡的观察力、执行力，却打骨子里被男权文化影响，并不能够制造属于自己和真爱的幸福，注定是个悲剧人物。怀孕的她在回程的邮轮上死去，芬坚决海葬，就此掩盖了各种可能性——最有可能的是他们在战利品（用土著青年的性命换来的圣笛）一事上发生争执，乃至冲撞；也可能她留恋班克森，导致芬怒火难耐……然而，她本可以留下来，和班克森在一起，不是吗？她已经认清了自己和丈夫在价值观、情爱观等重大方面的迥异，不是吗？

　　内尔是西方性别论的实践者与颠覆者，但作者赋予她优柔的性格，导致这场颠覆胎死腹中——她只能作为局外人，试图看清另一种文明中的两性关系，却无力扳正自己所在的、失衡的两性天平。正所谓：当局者迷。

　　人类学本身就是年轻的新兴学科，他们面对的是转瞬即逝的另一种文明，他们想以研究结果拓展整个人类对世界的客观认知，但研究方式注定是对那种濒临灭绝的文明的干预。谁也不能彻头彻尾抛弃自己的思维方式，做到绝对客观、绝对融入的跨文明研究。身为研究者，他们只能反观到自己所属的文化的偏颇；身为观察者，他们只能在审视他人生活的过程中，发现自己。

　　所以，两个男人的形象也有不同程度的悲剧性。

　　芬的悲剧性在小说高潮时的那个清晨飙升到至高点。他突然驾着小船离开，带走了部落里最有名、最绝望、受西方文明荼毒最深的少年首领，因为他决意抢走临近部落的圣笛，指望靠笛子建立自己的学术地位，甚至在博物馆、收藏家那里赚一大笔钱。为了胜过妻子，为了虚荣，他可以牺牲别人的生命，更可以自欺欺人（说他会隐身术的咒语）。到头来，他只能隐姓埋名混迹天涯，空忙一场。

　　班克森出身学术世家，其父热切地希望孩子们能继承他的衣钵研究生物学，但两个哥哥相继殒命。班克森被人类学吸引，但得不到父母的认同。学术研究上的无力感和亲人死亡造成的阴影令他心灰意冷，试图自杀，直到内尔出现，带给他身心合一的爱情，却也让他陷入更深的绝望。二战期间，他的理论被纳粹扭曲附会，愈发强化了这种悲哀。

　　为什么米德的故事被写成了催泪悲剧？是因为悲剧的地位历来比喜剧高一点？因为读者和市场都爱看悲剧——多少读者在看到结尾时的那颗蓝纽扣时飙泪？更深的原因恐怕是：无论学术或爱情，幸福感只能短暂辉煌，一旦深入挖掘，悲剧就不可避免。历史小说可以挖掘到历史未曾演示、但可能发生的戏剧性。莉莉·金尝试了悲剧：以小说的形式挖掘一位具有先进两性观的女科学家自身悲剧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