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7月19日，上海文汇报头版发表了社论“农村也是大学”，并配发了通讯和照片，专题报道在安徽省霍邱县红旗大队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战天斗地”，分别在生产队长、会计、拖拉机手、民校教师等岗位上发挥作用的事迹。我当时在生产队担任记工员。

　　红旗大队地处大别山外围，属丘陵地形，土壤贫瘠，农作物的种植以水稻为主，兼种小麦和红薯。20世纪70年代初的安徽农村十分贫穷，绝大部分农民一辈子就是在田里耕作。壮劳力一天满工分7分，一工分值人民币7分，一天出满工的收入是4角9分，妇女老人就更少了。年终以所得工分为依据分配口粮，基本能达到温饱。农闲时每日两餐，农忙时每日三餐，壮劳力两干一稀，妇女老人两稀一干。因此乡亲们视工分为命根子。由于前任记工员是本村人，沾亲带故的抹不开面子，故乡亲们意见很大。大家说：上海来的学生不沾亲不带故，准能干好！于是生产队委会决定让我担任了记工员。

　　记工员是个苦差事，每天必须和乡亲们同出工同劳作，才能掌握今天谁出工了，谁迟到了，谁早退了。记工员还是个精细活，谁迟到或早退了多少时间，该扣多少分，都是很有技术含量和人情含量的活。我吸取了乡亲们对前任工作不满的教训，改暗箱操作为公开操作，每天把拟好的各人工分当众宣读一遍，然后让大家评判，有错当众纠正，让每个乡亲都明白今天自己所得工分和他人所得工分。这样一来，大受乡亲们的欢迎，乡亲们对我热情有加，远远看到就打招呼：李记工员忙哪！李记工员吃啦！也是上海知青的生产队副队长开玩笑地说：哎，侬比我队长还吃香嘛！

　　但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给我得意的心情大打折扣。那天，我按惯例把拟好的工分当众宣读时，生产队老队长讲：不要念了，耽误干活。乡亲们不愿，都嚷嚷说：念吧，念吧！我就大声念了起来，没料到刚念了几人的姓名，老队长突然大发雷霆，一下子把工分簿抢了过去，对我吼道：叫你不要念就不要念。我一下愣住了，不知老队长的无名火从何而来。看着乡亲们期盼的眼光，我的脸也挂不住了，一股热血冲脑门，上去从老队长手里抢回工分簿，示威性地把余下的部分念完后，冲动地把工分簿往地上一扔，吼道：这个记工员我不干了！可能由于我平时性格内向、不善言谈，而今的牛脾气把老队长也愣住了。事后妇女主任跟我讲，老队长不让念的原因是他儿媳妇下午休息时迟到了一个多小时，他怕如没被扣工分，乡亲们有意见。

　　在乡亲们的劝说下，撂了几天挑子后，我又拾起了工分簿。生活又恢复了平静，依旧是日出而作，不管是寒冬酷暑、刮风下雨，出工、记工分、收工，枯燥而无聊。终于，部队来招兵了。乡亲们为我参军十分高兴，热情地请我吃饭送行，但他们都发愁地说：李记工员走了，哪去找这么好的记工员呢？

　　四十多载春秋，弹指一挥间。去年秋天，我们曾在红旗大队插队落户的知青相约回去“探亲”，当我们与乡亲们开心地喧闹着，谈着往年的趣事糗事时，身旁一位七十多岁的大娘问我：你们都来了，怎么李记工员不来看我们呢？我看着眉宇间依稀藏着早年俊俏模样的大娘，猛然想起，这不是被我扣了工分的老队长的儿媳妇吗？我忙回答：我就是李记工员啊！大娘愣了一会，不知是否想起了什么，拉着我的手开心地笑了起来。笑着笑着，望着彼此被岁月刻画的沧桑面孔，我们都情不自禁地留下了热泪。那一刻，我突然感悟：其实，三年的知青生活，不管是苦是甜，都已在我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三年与乡亲们的朝夕相处，已默默地影响着我人生的态度；三年的知青记工员经历，已永远埋藏在我记忆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