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刘光军是1938年投身革命的，如今已是百岁老人。对党有深厚情感的他，从电视上看到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激动万分，情不自禁地又对我说起，自己这一生选择走革命道路无怨无悔。

　　我很理解父亲的“红色情怀”。想当年，父亲的大哥、三哥都在十多岁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秘密从事党的工作。三哥还因宣传抗日救国被反动派逮捕，在狱中坚贞不屈，是祖父耗尽家财营救出他。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我的大伯带领他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还召集了十多个有志青年，奔赴上海参加淞沪抗战，他们乘坐的火车，多次遭遇日军机狂轰滥炸，前几列车厢被炸翻，面对死伤者众多的惨状，更坚定了奔赴抗日战场打日本的决心。但到达武汉后道路难行，是罗炳辉将军为他们开出路条，引导他们到延安去。二伯是留学日本回国的，就留下参加武汉、南昌和长沙保卫战。

　　经长途跋涉到达延安，三伯被派往英国深造。其他四人被安排到抗日军政大学。不久，抗大贯彻我党到敌后办学的精神奔赴太行山。父亲被时任大队长的苏振华、政委胡耀邦选为强渡黄河的先遣队员，在罗瑞卿副校长率领下，他们乘坐羊皮筏子，战胜激流险滩抵达太行山。父亲从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抗大郭林详团部任秘书，参加了百团大战。这是他第一次上前线战场，百团大战的胜利给予他极大的鼓舞，同时八路军战士在战场上英勇无畏壮烈牺牲，也深深地震撼着他。因为祖父开中药铺会行医，父亲也学到些中医术，他在战场上挺身而出抢救伤员。

　　抗大总校转移进驻到邢台县浆水镇一带办学，父亲被挑选为抗大武工队中的一员。他们发动群众，开展反扫荡；化装深入敌占区，摸敌情、搞情报、端炮楼；保证了抗大了师生的教学任务。武工队还肩负护送部队首长和抗大学员过封锁线的重任。护送任务是保密的，有一次将刘少奇同志平安护送过封锁线后，也不知是谁，直到刘少奇同志在抗大为学员们讲课，父亲才知道，原来自己护送的是我党的重要领导。

　　1949年后，父亲长期工作在公安战线。我至今难忘，父亲给我讲的战斗英雄的故事。他时常对妈妈和我说，大伯在1949年前夕牺牲了；三伯从事隐蔽战线斗争，被敌人秘密杀害；而当年与他们一起出来抗日的同村人，都牺牲在抗日战场。想到这些牺牲的烈士，就觉得自己非常幸运，投身革命无怨无悔，无论遭遇怎样的艰难困苦都能承受。他叮嘱我，一定要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上世纪80年代初，我考上大学，父亲也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但他对两个姐姐和我，从不动用关系谋“方便”。我一个大小伙子，穿的是父亲的旧衣服，除学费生活费等为我支付，每月只给我二元零花钱。同学们笑话我，我回家嘀咕。父亲就给我讲，他当年在邢台浆水镇时，日寇实施“三光”政策，吃不饱穿不暖非常艰苦。这里枣树、核桃树多，学员们绝不会打了吃，甚至连掉地上的都不捡起吃的。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当年有天壤之别，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不能丢。

　　如今，我是上海“抗大”历史研究会的志愿者，我要继承和发扬父辈的革命信念和抱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奉献自己的力量。

　　十日谈

　　我的红色基因

　　如果不是父亲偶然间讲起爷爷那些鲜为人知的往事，祖辈的美德可能将尘封在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