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常去北京公差，京城的亲友往往会邀请我前去串门，多数时候还会留客家宴，这是那个时代的待客之道。其间，我曾两次到访过《青春之歌》的作者杨沫家里。

　　第一次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杨沫的先生马建民的弟弟家用过午餐，品茗聊天时，不知他家哪位，聊到了马建民和杨沫。于是我的好友、马建民的侄子向我建议：你喜欢舞文弄墨，明天我们就一同去看望我的大伯大妈。

　　时值初秋，北京已有寒意，路旁的银杏树展开了大片的金黄，将湛蓝的云空映衬得越加碧净。我们轻轻叩开一座四合院的大门，在太阳底下，金光四射的银杏叶片随风飘来，粘贴在我们衣服上。我们踏入客厅正门时，正在迎候的马建民笑称：“你们是俺家披金戴银的贵客呐。”其时，马建民已近八十，但他那双眼睛依然有着炯炯的目光，眉宇间闪耀的神采，让人可以感受到他年轻时的帅气。马建民是一位地地道道老资格的革命家。一般认为他就是杨沫《青春之歌》笔下的江华人物原型。

　　那天，杨沫适巧去京郊参加文学创作活动不在家。我扫视了一下他们家的客厅，一摞摞书籍堆放在墙脚跟，一捆捆过期的书报杂志有的就随意地摆放在客厅的过道上，书籍的烟灰气弥漫着客厅。

　　光阴荏苒，当我第二次去杨沫家串门时，时光又流转了七八年。杨沫在前夫马建民病故后，与一位曾从事化学研究工作的专家李先生喜结连理，安家在北师大校园附近。 

　　那次，我是和马建民的侄子、侄媳一同去了杨沫家。杨沫的新家是在一栋当时北京最普通的6层楼公房的3楼，一套三室一厅的居室。家中的陈设颇简洁，怎么也不会同一位享誉中外的大作家的身份相联系。已过八旬的杨沫身着青灰色的一字领西式外套，一头乌发，戴着一副金属丝框的眼镜，一张大圆脸上，洋溢着北京大妈常有的微笑。她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亲自为我们沏茶，对我这个远道而来的上海客人，还格外捧上精致的糖果和北京小吃。

　　马建民的侄子在临行前告诉我，大妈杨沫刚重病治疗不久。拜访中，我发现杨沫在房间走动时有些步履蹒跚，不过气色不错。也许属于走亲戚，杨沫与侄子侄媳聊的都是亲戚间的家长里短，且兴致很浓，甚至谈到哪位外甥应该穿哪种色彩的衣服才显得漂亮等等。在我听来，就像在公园花亭、街头巷尾见到北京大爷大娘唠嗑一般。要不是杨沫的新老伴李老从外面购物回来，他们的拉家常，真不知道何时才完呢。 

　　我见到他们聊天有了空隙，趁势提出，可否大家一起拍个照。杨沫很爽快地答应了，还取出新出版的两套《青春之歌》为我们题字相赠。我注意到，当我手拿相机准备为她拍照时，端坐在书桌前的杨沫顿时来了精神，脸稍侧斜，一脸灿烂的笑容，眼睛注入了慈祥、智慧的光芒。在咔嚓咔嚓的相机声中，她好像不为所扰，保持着原有的神态，俨然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演员。那一刻大作家的风采毕现。所谓关键的精彩，往往是一瞬间。而这一瞬间经常是一部大书的动因。

　　杨沫收起家常话题，镜头下从容提笔题字的一刹那，使人读懂了一个“北京大妈”平凡外表下拥有的非凡内涵，以及她笔底何以能诞生影响了几代人成长的共和国史诗性革命画卷——《青春之歌》长篇小说的缘由所在。 

　　多少年过去了，杨沫唠叨家常的模样与面对镜头的风采，总让我不时回味。现在想来即使是大人物，在其具有杰出一面的同时，也会有与芸芸众生一样的生活底色，他们的脱颖而出，主要是将自己同常人无异的“普通”，淬炼成了“不普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