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老社长、上海出版大家丁景唐先生走了。12月11日应是上海出版界集体哀恸的日子。

　　大家都习惯称呼他老丁，没见一个人叫他丁社长丁总编的。这是一种无形的零距离，亲切。平时见人，他总是笑嘻嘻的，一口醇厚宁波话，听起来柔柔的，风度永远和蔼儒雅。工作中谈意见建议，剀切背后会感受到实事求是和火辣辣热情，态度真挚。在他面前，工作的严肃感亲和感融成一个磁场，不由你不被吸引，无形中亦师亦友忘尊忘年，于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使。

　　这种高层次的水乳交融令人神往，特别对照今天许多单位的干群关系，又岂是“平易近人”一语所能涵括的。

　　老丁是个老编辑、老出版。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中学大学读书时起，他就主编和参编过诸多刊物，如有影响的《文坛月报》、《文艺学习》。而且他编刊物，编校印发事无巨细，整个环节全部亲力亲为。这除了有当时的环境原因，也体现了他认真踏实一丝不苟的办事作风。他在社内指导工作总是设身处地不尚空谈，意见中肯实际，显然与他长期这方面的锻炼有关。

　　去老丁家，你得准备在老丁逼仄臃肿的“书房”里听他谈论新文学，“最近我又发现了一个资料……”或者“上次谁谁谁来过告诉我……”无论跟他闲聊什么，三转两转总会引入这方面话题。刹那间他就成了陶醉的孩子，兴奋而显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得意，语速却依然是不紧不慢的“老丁节奏”。对这份心爱的事业，他显然有激情和理想在里面。早年他接受地下党领导，编刊物，从事进步活动，膺服鲁迅，思想感情与瞿秋白和“左联”作家休戚与共，就此栽下深入学习研究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作家作品的心愿。这是与左翼文艺自然形成的命运联系，深入骨髓，让我们不由感佩什么才叫真正执着于事业。

　　1979年，将届花甲的老丁被调到上海文艺出版社担任负责人，自此他以“吸取教训，眼光向前看，继承发展我国文艺事业”为己任，一个雄心勃勃的庞大出版工程——《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辑（1927-1937）——由此矗立起来。大功告成后老丁又或任主编或任顾问、连续完成第三、第四、第五辑共100卷的“大系”编纂出版，全面展示了我国20世纪新文学的优秀成果，为现当代文学的积累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老丁的“出版大家”地位由此推向了名副其实的峰巅。

　　老丁是学界公认的近现代文学研究家，特别对三十年代文学资料的搜集研究，很少有人能与比肩。其间他亲率编辑奔走京沪，遍访大师级文坛名家。没有他的人格人脉和学术威望，这部煌煌巨著不可能大师云集分任各分卷主编并为之撰序，蔚为新文学宝典。他用学者、编辑的“双面”关系证明，博而又专是一种学术境界思维境界，是促使心智提升业务上达的重器。可惜当代社会人心浮躁，较少学者型编辑做出版骨干，编辑出版质量就往往不如人意。

　　二三年前有次从文艺会堂出来，我曾与他女儿丁言昭一起去华东医院看望老丁，当时他皮肤白嫩脸色红润，兴致勃勃与我交谈，还把他的近作复印件“代作贺卡”赠我，一点看不出九十三四岁的样子。言昭说他的白发也慢慢变黑了，我说依他现在情况，活过百岁看来没有问题。想不到天不假人，竟也说走就走了。老一辈最后一位学者型出版大家逝去，可说是标志了一个出版时代的结束。斯人远去，精神长存，老出版人沉潜事业的人格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品鉴学习。

　　但愿我们的文脉能代代相传。作为一个退休出版人，我默默向老丁致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