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录》中，记载有834位联大学子的姓名，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但限于条件，“八百壮士”也只是学校的不完全统计，很多投笔从戎的学生的名字并没有被刻进石碑，比如1920年出生的现任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会长夏世铎。

　　在夏世铎的家中，最特别的一件装饰品就是钢琴上一张印有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日历的奖状。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有三位上海联大校友领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他也是其中之一。

　　“联大的条件很艰苦，但学习风气很好，图书馆里的座位不好找，日军飞机来轰炸的时候还要跑到野外看书，甚至老师就在野外上课。”夏世铎1939年考入联大，但他对母校的记忆是淡淡的。在这所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就读不到一年，决心杀敌报国的年轻人悄悄报考了当时也在昆明的“空军军官学校”。直到卷起在联大的铺盖奔赴军校，他才顾得上请同在学校的表亲帮自己补办休学，尽管之后他也再没回到联大的课堂。

　　夏世铎被送到了当时在成都的“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著名的黄埔军校受训。之后从空军转入炮科的他，于黄埔第十七期毕业，读遍了一文一武两所中国近代最著名的学府，也完成了从书生到战士的蜕变。

　　投军报国的夏世铎迫切想上前线，却阴差阳错地因为成绩出色被安排留校，他甚至为此写信给同乡张治中将军求助。张治中在回信中告诉他：“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之后夏世铎又被送到陆军大学参谋班深造，毕业后填写的第一志愿是当时正在印缅战场激战的远征军71军。可是长官仍然觉得他人才难得，将之留在了大后方重庆。

　　1944年底，日本攻占桂林、柳州以后，分兵进袭贵州，独山、荔波、三都、丹寨地先后被占领了，贵阳告急，重庆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黔桂战役随之打响。参加这次战役的中国军队约有9个军总计20万人，夏世铎受命负责这个临时战区粮秣、弹药、医卫设备等的作战补给计划。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待在重庆的防空洞里，没法好好睡觉，吃喝也不方便，一面守着电话，一面要拟补给计划，上空还有日军飞机盘旋。“总算把黔桂战役的任务完成了，而且这次战役我们胜利了！”讲到胜利，年过九旬的老人声音都提高了几个分贝。

　　黔桂战役之后，上级终于同意了他调职的申请。夏世铎回到昆明，在当地的炮兵训练总队受训，准备奔赴前线。1945年8月15日，就在他即将毕业之际，日本投降了。那一刻，既有壮志未酬的遗憾，又庆幸让同胞受尽生离死别之痛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夏世铎百感交集。

　　抗战胜利后，他放弃了留美的机会“解甲归田”，后来在学校教过书，经历过下放劳动，也在民进市委工作过，曾任民进中央副主席吴若安的秘书，还做过区政协委员。

　　如今年近百岁的夏世铎，仍然担任着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会长、上海黄埔同学会理事等多项社会工作。有次他带我和一位校友会干事去拜访上海最年长的两位联大校友王同辰和彭鄂英。彭鄂英家住六楼，只见他走在第一个，健步如飞地上到六楼，我们都自叹不如。大家赞叹：“到底是联大毕业的！”身体健朗的夏世铎仍旧喜欢写作和与人交流，他总说：“我必须争分夺秒，不能休息。”

　　十日谈

　　西南联大的上海人

　　责编：徐婉青

　　明刊大学生办中学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