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在学校和弄堂里，有样东西风靡一时，我下课回家的第一要务就是它——“刻花样”。

　　刻花样，工具是刻刀、铅笔和纸。起先，我是用刀片刻的，但手太疼，且使不上力，后来我就像弄堂里大多数孩子一样，自制了刻刀：掰断钢锯条，先用锉刀锉，后在磨刀石上反复磨，磨到锯条尖锋利了，再用橡皮膏缠绕刀柄。

　　花样的主题不少是以革命英雄人物为素材的，还有以八个样板戏的主角为内容的。看到彩色画报上感兴趣的画面，我也会撕下来，用铅笔将线条连接起来，再一刀一刀刻出来。有时，我花了几个小时精心刻制的人物花样，却在最后一刻，不小心被我刻坏了人物的眼睛，导致整张花样报废。从此，细线条处，我刻下的每一刀，都是小心翼翼的。

　　那时，家家户户都有低着头伏案刻花样的孩子。同学有靓丽的花样，相互间也会印来印去：将拓印的花样放在玻璃板上，用作业本纸或白薄纸覆盖上面，轻轻压紧，用一支2B的长城牌铅笔在纸上来回涂抹，淡淡的印痕便凸出来了，再把花样放在塑料垫板上，沿着花样上的线条，用刻刀一点一点将留白的部分抠出来。为此，我常常刻得眼冒金星，但看到又一张心仪的花样刻成，简单的白纸头化身成了奇妙的纸上世界，心中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这也让我对美术有了最初的朦胧意识。

　　后来，看到女同学用蜡光纸刻成的花样，五颜六色的，甚是好看，我便省下零用钱也去买了几张，刻了一组样板戏人物的新花样。这组花样很吸引眼球，一时间，我成了班级和弄堂里小有名气的刻花样高手。

　　那段时间，我废寝忘食地刻花样，几近痴迷。我去新华书店买回一张张的小宣传画，趴在台子上一刻就是五六个小时，经常刻着刻着就到午夜十二点了。那时的我，对刻花样已到了疯狂的地步。夏天，任蚊虫恣意叮咬，虽大汗淋漓，仍孜孜不倦。冬天，屋外下着雪，家里没有取暖器，花样刻得手也冻僵了，但我对着手，哈哈热气，继续挑灯夜战。一个瞌睡，刻刀刻到了手指头，鲜红的血珠渗了出来，我赶紧用橡皮膏包手止血，继续伏案。

　　母亲怕我用眼过度变成近视眼，把客堂间的电灯泡卸了，谁知我不死心，打着手电筒继续。没过多久，母亲从楼上冲下来，一个箭步到我跟前，不管三七二十一，“噼里啪啦”将我正在刻的、书中夹的花样全部撕的撕，捏的捏。我一时被震住了，等我反应过来扑过去抢夺时，花样已被撕、捏得差不多了，气得我把台上的锅子扔到了地上，米饭洒了一地。见状，母亲操起扫帚柄，劈头盖脸朝我一顿猛抽。看着这些心血凝成的花样成了一地的碎纸，我未语泪先流，心如刀割，呜咽饮泣，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整夜睡不着，一夜哭肿了眼睛。

　　次日早，母亲把豆浆、油条摆在桌前让我吃，心中的愤懑顿时抛到九霄云外。我知道，这是母亲“认错”的肢体语言。豆浆、油条下肚，对昨晚发生的事，我也渐渐心平了。

　　可我要做弄堂的“花样大王”，我把撕掉的花样重新印好，再次投入到花样的复刻中去了，但我晚上遵循着母亲的规定，“花样”伤不起了，母亲的心也伤不起了。

　　回忆起童年的种种趣闻乐事，顿生感慨，刻花样的那些日日夜夜仿佛就如昨天。时间都去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