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洪葭管老先生又来信了，附有一份《“洪葭管金融史著作陈列室”参考资料之七》，他还写道：“这是关心、爱护本陈列室诸君及本人近照，赠建中君。九九老人洪葭管。”捧读德音，使我喜出望外，备感亲切。出生于1921年的他依然精神矍铄，笔耕不辍，对晚辈热情周到，仍是“不老松”的风 范。我向他表达敬意：您老已经是岁逾九九手中握，百岁期颐即来临，我等后学将隆重欢庆。

　　不禁想起原来时常趋访请教的情景，每每其乐融融。可现在很怕打扰他工作休息，更怕他招筵而出门，况且生活节俭的老人家总是喜欢盛情款待后学，是出了名的“八十不留饭”，既不允许别人花钱请客，又不让接送他往返。记得去年，他出版新著《洪葭管论金融》后，招待后学午餐畅叙，还安排我等搭他的出租车。故虽向往尤深，却想尽量减少亲承謦欬。

　　这位慈祥谦逊的长寿老人，大家习惯尊称他“洪老”，被誉为中国金融史学的主要开拓者，荣获“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周育民教授曾感慨说道：“我可以预言，将来研究上海金融历史的学者不可能不研究这位曾经担任过人民银行上海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市金融学会副会长和市政府参事的专家对现实金融问题所发表的意见。”时光飞逝，那年欣逢洪老九秩大寿时，我曾作文庆贺，文中回忆起1986年我去外滩洪老办公室送请柬，得以识荆（其时已读过他的论著），便对这位埋首书堆的金融界前辈留下了“清且俭，温而恭，雅士也”之印象，就连他饮水的小巧瓷杯，玲珑精致间也发散着同样气息。如今寒来暑往也有近十个年头了，而我对洪老作为一位学问家，其治学思想、教学著述留下“清俭温恭”的印象，亦获得众多认同并被引用。

　　铁肩担道义 妙手著文章

　　洪老是从“小四行”里走出来的大学者。上世纪40年代他在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供职，目睹“孤岛”那种畸形的“战时繁荣”，身临金融风云变幻历史轨迹并切身体验，与他后来的学术兴趣极有关系，并显示出相当个性化的研究特征和学术魅力。在特殊年代，尤为着迷恩格斯《反杜林论》，受益甚深，使得积蓄很久的研究潜能一下子释放出来。

　　1982年洪老可以享受优厚的离休待遇，他却在想自己搜集的史料怎么办？从1980年代至今，他撰写编纂专著达二十部，但我发现他在1994年至2001年期间却无专著印行，细细探究，他还兼任中国金融学会金融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指导教师、交通银行咨询委员和上海财大、交大兼职教授，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金融实务工作，以及编纂年鉴、辞书，身为市府参事要参与决策咨询、撰写调研报告，如“扩大内需发展商业”、“统筹社保工作”、“加快外高桥保税区功能开发”等建议，影响深远。而对这些执笔文稿，都视作集体性成果，也不收录专著。他创议《中国金融通史》并出任主编之一，很快写出《总序》为推进纲要，又要考虑各卷编辑事务，并亲自撰写第四卷。一位耄耋老人如此负荷超重，可他应付自如，但不得不将自己的治学计划往后推延。

　　洪老平时一袭西装，儒雅和蔼，喜欢逛书店，跑邮局寄信。常年扶着楼梯上下自己的工作间，以咖啡做伴，伏案著述；每次去拜访他老人家，便在聊天闲谈中获得教益，既聊宏观事件，也谈琐事趣闻，更多是读书心得和学术动态。他寓所的工作室兼书房、会客室，虽无装修却很符合主人素朴节俭习性，书刊资料占据相当位置，又能随时可从书堆中取出所需书刊。斑驳墙上挂满后辈照片，学生赞他为“智者、长者、仁者”，并动情地说：“想到我们在研究生部撰写毕业论文时，他对我们悉心指导和帮助，真不知要怎样感谢他才好。”在专著《自序》里，总是感谢学生友人的帮助，又喜欢在扉页印上与学生友人的合影。每当读后，我为他老人家这样的学术亲和力而感动。

　　如今洪老年高德劭，却始终怀有持续研究的热情，关注经济金融动态变化，阐明见解，提出科学性、前瞻性建议；一旦形成观点，从不轻易放弃。他把这视为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有人请他谈自己的学术思想，他如是答：“只有确实产生过广泛影响或者对某一学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或者与某一学派形成有关，这才能说是学术思想，我的看法和观点是远远够不上称作学术思想的。”

　　博观约取 钩沉史料

　　上世纪80年代，上海启动由洪老主持的金融史研究项目，与在京的金融学家资耀华先生南北呼应。我成了受惠者，得以读到洪老的一系列著述，还觅得他主编的《上海钱庄史料》，及至读到《中国金融史》，想到这部填补学术空白的书，是该专业攻读学位的必读教材，兴趣猛增。这些颇具历史价值的史著，格局博大，考索谨严，又写得一清如水，读其著述，如同听他沉静地娓娓道来，自如隽永地引领我进入百年金融长廊“漫步”参观、聆听“话旧”（“漫步”“话旧”均为其著书名）。这些妙文佳篇都是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写成的，又下笔精练，何尝不能把它们当作散文来读呢？读过《关于中国金融史研究》，不禁赞为学界的头等论文，用极省简的文字把这门学科的来龙去脉阐述得清楚明白。

　　我看重他的扛鼎史著《中国金融通史·第四卷国民政府时期》，奉为圭臬，之前对此段史实持否定态度，而此卷内容丰富，立论公允，披露不少未刊史料，还历史面目，纵览银行家集团从形成、发展到在国民政府的金融垄断下分裂衰退的真相。同时，我还偏爱他主编的几部银行史料专著，正是有这些个案史的根基，才成就这部著作。他治学最忌“炒冷饭”，主张掌握“一手史料”，认为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

　　博观约取，厚积薄发。他潜心查阅整理民国时期银行业档案，长达十几年。从《百年交行：1908－1949年间的变迁》就能看出其深厚的史料基础。通常对于外资银行研究，更需慎重查阅档案，过去只知汇丰银行做外汇有本领，不知其经营详情，他在1964年的论文《从汇丰银行看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金融统治》，填补这一研究空白。1977年他前往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长达七个月之久，搜集到五百余万字史料。他说，一部具有合理体系结构和丰富厚实内容的资料书，从付出劳动量来说，并不亚于专著；而从处理好各方面关系和相关事务这一角度来看，则其艰巨性更超过专著。正因为他采集史料厚实，他曾在美国伯克莱加州大学讨论会演讲《民国时期上海金融机构在社会变化中的作用》、英国牛津大学研讨会演讲《1941年前的上海银行业》，都得到各国与会专家学者的热烈赞赏。

　　洪老被誉为我国金融史学的主要开拓者，可他认为：“作为一门学科，它是以金融学和经济史学为基础而形成的边缘学科。”他坚持认为应按科学方法界说，不能人为地抬高或降低。

　　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上半期，金融界学术气氛浓厚，研讨会很多，洪老既是金融货币理论学者，又是现实金融问题的资深研究员，每每首席与会，而我因工作所需，能聆听他发言，常有“醍醐灌顶”的感觉，为他的高见鼓掌，有时也为他所指出的疑难杂症未受到应有重视而抱憾。他具有前辈学者的谈话文风，总有新观点与思路；当经济形势闹猛时，他则有“应清醒地看到”“要采取慎重态度”等警句，令人信服获益。他关注各种经济学派，对于货币、资本理论(包括虚拟资本理论)和信用制度，下过功夫。他指出中国金融体系的特殊性，提出“经济决定金融，金融反作用于经济”的论点。《中国金融史十六讲》就以简约方式构建起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观点，运用“中外各时期比较法”，从而进入“以史为鉴”的学术境界，以述评国内外通货膨胀史实，进行对策分析；那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他以旧中国及二战以来美国的几次金融风潮为鉴，剖析信用风险与金融危机的内在关系，有对比，有互证，因而深刻。

　　他深入调研并参与解决现实问题，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参与者与见证人，由他牵头执笔整理的《中央银行制度座谈会资料汇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本研究中央银行制度专著；他最早写出争取设立浦东发展银行的建议。我在“小陆家嘴”上班有18年，时常会想起他助推“先繁荣”的往事。1997年当地建成的大楼严重空置，他冒着酷暑到浦东调研，他觉得伦敦城、华尔街与“小陆家嘴”特点相似，可借鉴成功范例，先形成金融中心，消化大楼租售，再带动浦东全面发展。他牵头并执笔写出制定小陆家嘴“先繁荣”的建议，确有远见卓识。

　　那年《20世纪的上海金融》问世，如此重量级研究课题，他老人家“冲锋在前”并谦虚地说：“20世纪刚过三年就踉踉跄跄第一个登台亮相，确实是不揣浅陋；但由此却也可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不久定将会有高质量的同类著作问世。”书中也留下了他以史学理论来观照实际问题的足迹，堪称是出谋划策的专家。现在这位清俭温恭的金融学家年逾九九，仍在呼吁“中国需要理论与实际有机结合的金融学巨著”，并身体力行，在他胸中涌动着的两大心愿，一是在金融学科建设上能作出贡献；二是为维护国家的金融安全作出贡献。鉴于他对发展社会科学事业的成就，国务院授予他“突出贡献专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