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开始让我“掺和”一些重大家务事，因此机缘，我回到空置多年的老宅。晚上，我坐在厨房里，出神地想着《王奶奶出阁》要怎么写。这里曾是专属于我的“办公室”——厨房是“吃货”们唯一能安心做事的地方。

　　也许是阔别太久了，像这样一步跨过几个人生分水岭回到起点，竟有种“三生三世”似的断片感，很难找回平日码文字时的心境。还好，房间堆满了《新民晚报》（老爸刚工作就开始订阅了），随手抽出一页泛黄发脆的1995年“夜光杯”，看见“金句大师”郑辛遥的漫画：“妒忌往往是因为同等的人受到不同等的待遇，或者是不同等的人受到同等待遇”。而前天，我才拜读了他在“夜光杯”的新作：《人生最可怕的不是没有目标，而是目标太多》。

　　元月15日到18日，主编《十万个为什么》的叶永烈叔叔等文坛泰斗和在下的文章像事先商量好了一样，竟然连续在“夜光杯”的同一个位置出现。但我出差，只买了一捆刊有自己文章的当天报纸，以至于对前后几天发生的巧合毫不知情。倒是把众父辈和总编们乐坏了，还发了朋友圈。

　　从上海本地的名主持人曹可凡，到中国香港老牌子的睿智型名嘴何亮亮先生，再到大神级作家叶永烈老师……他们每一位都是一部学不完的书，有无数名家几十年如一日地坐镇，“夜光杯”宛若一座深具传承特性的精神乐土。

　　夜深了，老宅里静得只剩下钟摆声来回，来回……猛然记起这番熟悉的实景描写也荣登过“夜光杯”。长辈们还以为《红军初心》是我的第一篇，其实，我第一次与“夜光杯”结笔缘时，小学还没毕业呢，那时稿件一律得用钢笔字工工整整地誊写进方格纸，再装进信封糊张邮票投进邮筒，很神圣的。稿酬是一支玉兰油的闪金口红，这在当时相当奢侈了，大概女孩子结婚才会用这款吧，我一直当作幸运物收藏着。

　　《新民晚报》创刊于1929年，刊头字一度黑色，现在是红色，不变的是字体和下面一行小字：“飞入寻常百姓家”。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它的发行量达到顶点，上至机关单位，下至寻常人家大多包年订阅。时至今日，北京的机关，事业单位，甚至有的国家领导人家庭已把订阅《新民晚报》看作是直观深入了解上海的窗口。

　　千禧年前后，新一代青年索取信息的方式开始倚重互联网和手机端。其实，当时网络新闻在一些发达国家已经较为普及了，纸媒记者出身的顶级教授T.Cullen（克林顿朋友）一度感到危机，以《互联网：纸媒的世界末日是否来临》为题，布置论文。那时的国内，微信之父马化腾哥哥大概刚起步，互联网多被男同学们用来“不务正业”地打游戏，所以我对“互联网干掉书报业”这种议题毫无体会。

　　然，任何高新事物在中国的发展都是超速的。十年后，作为职业新闻人，我也一样为新闻在互联网上的发展趋势深感不安，并向2015年的两会提出相关问题：“互联网已形成网络语言和调侃风格，很多新闻新媒体为获得关注度而无法免俗，网络新闻发布太快又时常出错，更有日趋增长的、根本不具备新闻资质的自营号、自媒体像南郭先生一样地存在。加上普通人群搜新闻分不清出处，以至于谣言事件随网络新闻的崛起而不时地出现”。不过，在经历了2014年-2015年几次重大辟谣事件之后，人们产生了“新闻以传统媒体发布为准”的共识。就我个人而言，如果不是为了搜集主题信息，还是喜欢传统媒体（电视、广播、报刊）。

　　老宅里满满都是少儿时期的感觉，如若不是一屋子的《新民晚报》，我自己都不能和那时的我对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