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当地朋友在金山嘴渔村里七拐八弯，寻到杨火根的家。

　　进门，眼睛不由得一亮：整饬一新的客堂，木门、长条桌凳，质地厚实、色泽沉稳，完全有别于左邻右舍。两边的墙上，是装框陈列的小幅渔民画；对门的墙上，装饰屋檐之下、清雅绿植之上，横着一匾，上书：渔民画工作室。难怪，与我想象中的渔民画家的家，相去甚远。

　　第一次见识杨火根的海渔图，是在金山档案馆。长卷装裱精良，由两名工作人员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展开卷轴，慢慢看了好久，全长足有30米。但仔细辨别，那并不是宣纸，而是……晒图纸。我大吃一惊，心说这背后必定藏着辛酸往事。

　　黧黑的脸，在白色遮阳帽下憨笑；帽子上有“金山旅行社”字样，搭配他朴素的短袖衬衫、带乡音的言语……嗯，我采访的，确是渔民画家。

　　75岁、属猴的杨火根，对这一片土地这一片海的深情，都融在了画里。他指给我们看他画的，麻、竹、稻草做成的捕鱼工具，合索、劈筭、挨篾代等渔作工序，听我们啧啧称奇，开心得咧嘴笑。

　　我发现，除了晒图纸，他还画在别的面目可疑的纸上。“从前穷呀，买勿起像样的纸头呀！拿着啥纸头就画……”他如实相告。

　　他的“阿大”（祖父）杨阿顺是渔民，人称“船老大”，在日本人投降前一年，与五个渔民一道死于海难。当时，他尚在母腹中。家里有两亩劣质田，可备了捕鱼的家什，无力再备种田的，只好租给别人种。他父亲经常下午两三点等出海的船回来，拿点海蜇、咸鱼挑出去卖，自己种点田、划小船抓点鱼，养家糊口。

　　五六岁上，小火根在泥地上用树枝画画，村里一位有文化的人指点他：“阿火根，侬只船画错了，船头看得到的话，船艄是看不到咯。”这是他最初的绘画创作与启蒙。1958年，他小学毕业，上了山阳中学，学校里出墙报，都由他画画。

　　1959年浙江沿海发生大海难，1961年春夏吕泗渔场又发生了大海难。按规矩，初中毕业的小青年应该出海去。但他因是家中独子，身材瘦小，阿大又死于海难，当年冬汛就没有出海，想去渔业大队做船匠、网师。不久，赶上上海渔业公司招工，1962年2月9日正月初五，金山渔业大队杨火根等三名小青年去上海，进了上海渔业公司。

　　为什么日期记得如此精确？因为，杨火根从到上海渔业公司上班就开始记航海日记了。“人家觉得出海老单调咯，我却当游山玩水。”他翻到一页，“这是苏州宝带桥，古迹！”他的日记，不同于一般人的，虽然本子大大小小，经常是就地取材，但图文并茂啊。

　　画家带我们穿过天井，来到他平时创作的陋室，这才是他的工作室，前面那个是当地政府出资帮着装修的旅游景点。他打开年久失修的木橱，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他所有的日记、绘画作品。这个敬惜字纸的渔民后代，还保存了好多旧印刷品，比如1957年念小学时的一本地图册。

　　开始画画，却出于偶然。1995年，杨火根被调到单位门卫室，有了闲工夫，手头的挂历、单位里的废晒图纸在他眼里都成了“介好的纸头”。某天，收到一大捆晒图纸，他回家宣布：“我真的要画图了！”女婿跑到上海，帮他买来毛笔、颜料。他在破旧的台面上，拉开了架势。

　　真的集中画起来，要等到退休以后。他点点滴滴地在纸上还原从小到大的经历，“从前连照片也没有，都在我脑子里。”他把自己画的一本本画视为“书”，每一本都注明创作起迄日期，比如“1999.12.12开始画这本书《四浒传》，2000.12画毕”。

　　“四浒”怎么说？“我出生在杭州湾北浒，工作过的三个单位都在船上，不是‘四浒’嘛！”听着还蛮有学问的呢。他写/画国家政策与家庭、个人的关系，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一直到“文革”，“这才完整嘛！”自得其乐的笑里，透着执著。

　　被档案局征集的30米长卷海渔图的素材，便取自这些“书”。

　　杨火根特别懂得感恩。画了长卷，他总不忘注明“某某赠纸”。我忽然注意到，有幅他自己装裱的画下方多出一截纸头，怎么回事？答案真令人啼笑皆非：有一天，别人送的纸终于都用完了，他只能翻箱倒柜找出家里的纸，和老妻用水洗干净、晾干，却怎么也不舍得裁整齐，“剪脱舍勿得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