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林

　　方成老伯今天上午9时54分去世，享年100岁。得到消息，我写了一副挽联：

　　金台自有常青树，九十犹堪，骑车代步；

　　妙墨如同警世钟，三千不止，退笔成山。

　　上联说的是，方成是著名的健康老人。我进报社的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但依然声如洪钟，健步如飞。没多久，他就退休了。后来好像更忙，画画，写字，出席各种活动，隔不多久，就有一本新书问世，他每次都送我岳父岳母，我也得以沾光拜读。最让人惊奇的是，他八九十岁还骑自行车到处跑，成了金台路大院一道亮丽风景。有时在院里见到，劝他别骑了。他说，我腿长，骑得慢，有什么事，一捏轧，腿一撑，就停了，没事。

　　下联说方老的成就。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漫画领域。数十年如一日，创作了大量的漫画作品，大多是时政讽刺画，许多堪称经典。在当代漫画界，能够与之比肩的，不过华君武、丁聪等三五人而已。

　　我一直称方成为伯伯，因为他和我岳父高集是人民日报老同事，又是好朋友，“文革”时期在干校劳动还是“难友”，曾住一个窝棚。后来我也到报社工作，还是习惯称他伯伯。可以说，我们这代人，是看着方成的漫画长大的。1949年以前，他画了很多反蒋的漫画，从他的画集中看过很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人民日报国际部做美术编辑，题材变成了反帝反修。“文革”中，他成了另类，被剥夺画画的权利，停笔多年。改革开放以后，他重拾旧技，焕发了第二春。这一阶段，他的创作激情，如火山喷涌，一发而不可收，矛头直指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衙门作风和社会上的歪风邪气，精品频出，让人拍案叫绝。我觉得，他那个时段的作品成就最大，因为那是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全社会都在反思，在漫画界，他无疑是反思最深刻的画家之一。他最著名的一幅画，叫《武大郎开店》。画面中，一个小矮人仰着头对一个高汉子说，“我们掌柜的有个脾气，比他高的都不要”。看了让人忍俊不禁，却又心照不宣。其他如《钟馗》，题图是：“钟馗名声大，端午除夕挂。为的是降福驱邪，鬼们见了害怕”。《伯乐》，一架玩具木马旁边，两个官员在评头论足，其中一个胸前挂着布条：伯乐，可笑的还有一个副伯乐，也挂着条。这分明是讽刺官僚们不懂装懂，而且冗员太多。还有一张，无题，不妨叫《小鞋》，一个官员模样的鞋匠，坐在一把藤椅上，左手拿一张纸，右手一把剪刀，正在剪鞋底，而那张纸上画好的鞋底样，全是三寸金莲。他身后是个打开的意见箱，里面都是群众来信。作品的寓意，不说自明。看他的作品集，这样的绝佳构思比比皆是。

　　方成晚年作画，喜用宣纸，先白描勾勒，然后用水墨淡彩晕染，这样，表现力更强，和早年的绘图纸画风已有很大不同。平时画画送人，多画人物，如性格粗犷的钟馗、鲁智深、李逵等。这应该是他嫉恶如仇的下意识反映。八十年代，他曾几次来我岳父家，和朋友聚会，小饮几杯后，曾留下墨宝。我手头就有一幅鲁智深、一幅钟馗。2003年，岳父高集去世，我打电话向他报信。他说早想画幅画送老高，一直没画，这回补上。第二天就让我去拿。他画了岳父一张漫画像，侧身而立，手持一支巨笔，旁边题了几句话：“前记者，后主编。如椽大笔扫人间，摧枯拉朽终生业，活一天，干一天。敬赠高集老兄。”我后来把它编到一份纪念卡中。

　　十年前，我搬离金台路大院，见方成老伯的机会少了。2011年6月，吴骅兄来电，说他的姑父罗孚来京，想见人民日报一些老友，并开列了包括我岳母在内的一个名单。我告知老岳母刚出院不久，不方便出门，可由我代表。他就让我代邀其他几位。我打电话给谭文瑞、方成、袁鹰、舒展、姜德明，开始都答应了，但随后舒展和袁鹰表示，由于身体原因来不了，遗憾之情，溢于言表。这些老人，都已八九十岁，年迈体衰，有的做过大手术，有的正在感冒中，已把出门会友视为畏途。我只好如实以告。吴骅说，有几个见几个吧，后来只来了三位：谭文瑞、方成、姜德明，在人民日报府膳三楼一个包间吃了顿饭。老人们聊得很开心。记得方成大讲自己怎么画上了画。他本来是武汉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在做化学研究的时候，爱上了一个女孩，那女孩对他也很好却不想结婚，他很痛苦，就逃到上海去了。为什么到上海？原来是看到上海的画报有漫画，他喜欢漫画，可以当饭碗，从此以漫画为生。他说，亏得改行了，否则退休后，就没活干了，他的风趣，可见一斑。

　　最后一次见他，也是在人民日报院里，他已坐上轮椅。我趋前问候，他已认不出我了。想想这些报社前辈，一个个离开，不免有些伤感。 2018.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