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清晨，巴黎圣母院着火的信息令人震惊，各式现场报道、政要表态、专家评析铺天盖地而来。作为一个建筑师，心中陡升一股悲怆。这是一种吃惊夹杂无力的失落感，这种感觉，18年前纽约世贸中心倒塌时也曾有过，因为它们给人的感觉都是坚如磐石、经典隽永，仿佛可以永恒存世。慢慢地，信息逐渐明朗了。值得庆幸的是，遭损毁的主要是木构的十字坡屋顶及尖塔，建筑主体仍存。冷静下来，不由自主地开始思肘灾后的巴黎圣母院将面临怎样的未来。

　　当天上午，正好有一堂面向全校本科生的研讨课。在课程快结束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何不让他们在下周聚焦巴黎圣母院，展开关于其未来的讨论？

　　4月18日，媒体传出法国将针对巴黎圣母院的修缮展开国际竞赛，遴选合适设计方案和建筑师。顿时，全世界的建筑师都跃跃欲试，网络上各方神圣的奇思妙想令人目不暇接。

　　很明显，罹火患后的巴黎圣母院只有三种未来：1.不修，保留残缺；2.修，照原样复原；3.修，但不按原貌，允许适度创新。哪个选项会被实现呢？答案背后的理由很关键。

　　上课前一天，同学们的讨论文稿全部提交了。近30篇文稿，近一半的同学主张将巴黎圣母院修复原样，剩下的一部分主张应该不修，维持现状，另一部分主张重新设计巴黎圣母院被摧毁的部分，而且这两拨同学也各占一半左右，所有的同学都引经据典、言之凿凿，理由充分。

　　在课堂上，提出反对原样重建的同学认为虽然现代修复技术有能力复原巴黎圣母院，但历史建筑有灵魂，做赝品没意义，残缺同样具备一种悲剧的美感。犹如一艘古船，每次维修时都更换了一块船板，等到每块船板都被替换了，它还是原来的那艘古船吗？持相反观点的同学则表示，历史建筑其实都是经过几百年、上千年的不断翻建、扩建、修复而来的，“整旧如旧，带病延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观点）并不碍事……

　　针对上面两组观点截然不同的同学，支持适度创新的同学有的以法国建筑师维奥勒·勒·杜克为代表的“风格派”为例，主张根据原建筑师的构思出发，用类似的手法进行完善、甚至是再创作，并可适度运用现代技术材料加固历史建筑或添加新的部分，使新旧有所区别。他们支持这样的修复，因为既不破坏历史建筑的原真性，建筑的稳定性和使用性也能够显著增强。有部分同学以约翰·罗斯金和威廉·莫里斯为代表的“英国派”为例，认为古建筑是不可以修复的，修复不应定格在特定风格，而应建立在对存量评估的基础之上，模仿历史风格会造成古迹真实性的丧失，新旧应有所区别。还有赞同意大利建筑师学派的同学表示，文物建筑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保护工作不能仅着眼于它的构图的完整或风格的纯正，而应该着眼于它所携带的全部历史信息。保护者不仅要绝对尊重原先的建筑物，而且要尊重它身上以后陆续添上去的部分、改动的地方，在不影响文物建筑安全的前提下也保护它的缺失状态，它们都是文物生命的积极因素，要保护文物建筑的全部历史信息。

　　面对同学们的大胆直陈，我异常惊喜。作为非建筑专业的低年级本科生，他们来自不同的学科，但是却对建筑艺术、文化遗产保护有着敏锐的触觉和宽广的知识面。

　　是用“创作”代替“修复’，还是应该“恢复原状”或“保存现状”？讨论还在继续，同学们对巴黎圣母院未来的命运开始逐渐清晰了起来：首先，浴火后的巴黎圣母院应该被修复，作为世界文化的瑰宝、法国文明的骄傲，巴黎圣母院的现象已经根植于民众脑海之中，必须被延续；其次，现代科技的发展，让建筑师、艺术家们有更多的可能性去实现他们的想法，古老圣母院的修复不应该排斥合理技术的使用。

　　巴黎圣母院的未来掌握在专家手中，也掌握在民众手中，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