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十几岁的时候，就显现出了他的文学天分。16岁，他读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西塞罗的书后这样吹牛：西塞罗就是个传声筒，我双手捆在背后都能比他写得好。

　　然而，即便是天才，写作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必须脑手脚并用才行。我在美国作家布鲁姆《整个巴黎属于我》海明威的传记中，看到他的只是苦恼、努力和挫折。他苦恼，那些题材那些语言，并不听他的话，遂他的愿，排列成好看的队伍迎接他，他在给一位编辑的信里这样写：我死都想发表一篇作品，而他第一本书《在我们的时代》出版后的影响力，好比河畔的两条狗打了一架造成的震动；他努力的时候，似乎疯狂，1922年冬天到次年春天，他夜以继日地码字，写了很多的故事梗概和短篇小说，他的第一位妻子哈德莉说，有时候和他拥抱亲热，会听到背后有书页翻动的声音，他是一边拥抱一边看书；挫折自然接连不断，他在巴黎的赤贫时期，向每一个人借钱，去讨每一枚没被攥紧的铜子，饥肠辘辘，整天不吃饭，不是节食，是没得吃，甚至去公园偷袭鸽子，拿回家炖了吃。

　　1931年的一天，已经三十多岁的海明威去见了大作家埃慈拉·庞德，他想从这位“文学助产士”那里得到帮助。1948年的诺奖得主艾略特，著名长诗《荒原》的副标题就是：献给埃慈拉·庞德，最卓越的匠人。艾略特的这首长诗，就是庞德编辑的，他删掉了三分之一，并力争帮他发表。庞德还帮助乔伊斯出版《尤里西斯》，也帮助过年轻作家如劳伦斯、福斯特等，帮他们找出版，写书评，甚至付房租。

　　这一回，庞德和海明威聊了好久，哈德莉也在场，她估计，那一天，海明威至少喝了十七杯茶，因为，庞德有很多话叮嘱这位年轻的作家：创造惜字如金的语言，形容词不可信赖，作家无论如何都不能使用多余的词语，也不能纯粹耽于描写，“别搞那么多场景”。另外，庞德还向海明威开放他的海量藏书，提供了一份必读书单，古代名家作品必须读，尤其是荷马和孔子，必须“通读”，但丁和伏尔泰也要研究。

　　人们把庞德对海明威的这个指导通常称为“庞德式告诫”。

　　海明威把作品交给庞德看，庞老师非常严厉，拿回稿件时，作品上满是蓝色铅笔修改的痕迹，大片的形容词被删掉。这种告诫显然起了作用。在海明威的作品中，相比形容词、场景和描写手法，他的叙事与动词元素处于更加核心的地位。查尔斯·斯克里布纳父子出版社的资深编辑柏金斯，这样评价《太阳照常升起》：海明威想把一个震撼人心的现代世界蓦然摆在大众面前，不加任何抚慰人心的风格修饰，用野蛮，褪尽了浮华的文体，写出赤裸、血腥的内容，他的文字中没有荫凉，没有一个形容词能为读者遮挡炽烈的太阳。

　　庞德的告诫中，核心要点是语言的运用，他自己也是实践者，这位意象派大师，他的名诗《在地铁站内》只有两行十四个单词：这几张脸在人群中幻景般闪现，湿漉漉的黑树枝上花瓣数点。外界事物映射主观大脑瞬间成像，人面和花瓣对应叠加，在他面前一一闪过。这种意象，得益于庞德平时的努力阅读，日本俳句、法国象征派及中国古典文论等诸多营养而集大成。

　　海明威的成功，自然不仅仅是庞德的告诫。1952年，他强势回归，只用八周时间就写出了《老人与海》，《生活》杂志当年9月刊发完整作品，杂志发行后的四十八小时内，就卖出了五百万册。1954年，海明威被授予诺奖，不过，他没有出席颁奖典礼，只是寄去了简短的演讲词：一位真正的作家，应该不断尝试做别人从未做过的事，或者别人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的事。有时候，天遂人愿，他会成功。

　　别人未做过的事，就是现今所谓的突破禁区，冒犯已有的规则，也包括他当记者时训练成的电报式语言，精简、集约、有节奏感，努力找到自己的语气，每一个单词都经过了呕心沥血的筛选与编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