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陈绛老师的学生，不过论辈分，他得算我“表师伯”，因为他是我的老师赵之云的九表哥。

　　认识陈绛老师，一定是在赵先生的府上，相识的时间已经“小三十年”了。我想不到的是，陈老师夫妇和我的父母相识的时间更是早在我降生之前，因为他们也曾经在瑞华公寓住过，虽然后来搬走了，但是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陈师母和我妈妈在五原路菜场邂逅，彼此还是认出了对方。

　　我在辞书社做小编的时候，赵先生是我的“金牌作者”。他的府上离我们社仅有一箭之遥，所以我时不时地四点半下班后再到赵老师家报到，听老师讲讲文史、围棋掌故，蹭几杯他泡的浓浓的铁观音或乌龙茶。

　　追随老师七年，因为去得多，所以自然就在那里结识了陈绛老师夫妇。如果没有读到陈绛老师的口述历史，他的年龄我还真搞不清楚，以为他比赵先生大不了多少。想不到他居然是一位上个世纪的“二零后”，比他的表弟足足大一轮。

　　令我难以忘怀的一幕是1996年8月7日深夜，赵先生猝然离世，陈老师闻讯后立即赶到赵府，他默默地从书架上找出赵先生编写的几种遗著，一一摆放在表弟的遗像前。赵先生终年只有55岁，真可谓赍志以殁。看着陈老师的一举一动，我泪水难抑，也可以想见67岁的陈老师当时悲痛、惋惜的心情。

　　这以后我与陈老师的接触甚稀，直到今年年初出版陈懋鼎先生翻译的《岛雄记》后，我去徐汇区中心医院老年病房给陈老师送书，他一见我就亲切地如同当年一般地唤我“小杨”，我感觉真有点时空穿越的意思，似乎回到了当年。说起来，徐中心是我的伤心地，三年前在这里妈妈和我永别了，一般情况下即便经过这里我都会有点心理反应。但是因为陈老师近年长住于此，我似乎对此地的感觉有所改观。家里离医院不过一站多路，走过去十来分钟即可。于是这半年多里，我隔一段时间基本上都在晚饭后权当“刷步”去到病房看看陈老师，陪他聊聊天。

　　病房其实就是陈老师的另一个工作室，他的病床上放着手提电脑、堆着参考书，我去的时候，他多数时间都是在电脑上校阅《陈宝琛年谱长编》书稿，他告诉我这是最后一校。为他庆幸的是，他亲自校完了这部大书；可是我又为他惋惜，终于还是没有看到巨著的出版。

　　在陈谱校阅工作完成后，陈老师并没有闲着。因为十年前台湾一家书局曾约他校注《陶庵梦忆》，当时他正忙于陈谱的编纂，台湾书局居然等待了他十年，这份诚意不能不令人感动。于是陈老师又开始了资料准备，他从网上买了《陶庵梦忆》的各种版本，他跟我说：“现在网上买书好便宜，又方便，你看我这四本书才花了一百块钱。”《陶庵梦忆》是陈老师小时候就读得很熟、很喜欢的书，所以做这件事情他觉得很愉快。我跟他说：“简体字本就交给我来出吧。”可惜我已经没有这个福分了。

　　5月26日午后我去看陈老师，恰好他的大公子也在，那天聊得比较久，我们仨从病房聊到了外面的会客厅。我带去了两本《陈绛口述历史》，陈老师高高兴兴地给我签了名，其中一本给我题了上款。我看着他吃好了医院的病号饭才告辞。

　　朋友们称我“抢拍王”，可是面对陈老师这样的前辈，我还真不敢造次。而且在医院的环境中，拍一位老人的照片，再过分一点的话放到朋友圈里晒，我觉得于心不忍。所以虽然这半年也去看了陈老师蛮多次，但只偷偷地拍了他四张照片。而7月21日最后一次去看他，这是我们聊得最开心的一次。7月7日《新民晚报》“星期天夜光杯”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陈绛：惟愿诗书济世长》的专访，我在朋友圈转发后，老同事、上海人民出版社原美编室主任甘晓培兄留言提起当年与陈老师一起的集邮往事。我由此打开话头，陈老师连连说：“培培（老同事们对甘兄的爱称）我记得的。”随后和我谈集邮、淘外文旧书的趣事。他的精气神，让我觉得挺不错的。

　　8月10日下午，我去徐中心配药，时间在两点左右。其时外面狂风暴雨一时没有停歇的意思，我很想上楼去看看陈老师，但又顾虑会不会影响他午休，终于还是没有坐电梯上去。想着上海书展结束后，凉快了再去看他也行。偏偏就在书展的最后一天，我懵懵懂懂地醒来，随意地打开手机，看到一条令我立即清醒的短信：“凌晨一点，陈绛先生去世。”

　　想写一点怀念陈老师的文字，聊表寸心。对于敬爱的“表师伯”，我所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