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这70年，中国从战乱后的积贫积弱，直到通过持续改革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走出了一条史无前例的发展道路。新中国70年的波澜壮阔，事关一个亿兆人口的古老民族的前途命运，无论是在中国上下五千年，还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都是一场极其醒目的历史叙事。

　　这本《中国寻路者》，或许可以借助采写的人物之口，一一解开这些与改革史息息相关的扣儿。开卷之益，就在于仿佛读了一部新中国强国之路的微缩版“史记”。

　　这本书选自作者高渊的“高访”系列访谈。细数他笔下的人物，你会发现，都是在新中国历史上有一定分量的人物。没有充分的积累、学养和见识，是不可能在他们面前，拥有平等对话的机缘和底气的。

　　且看他曾采访的那些人物：

　　陈锡文，黑龙江知青出身的前中财办副主任，一直是中国制定农村政策的参与者之一，连续参与起草了17份农村改革“一号文件”。他回忆二十世纪80年代初成立“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之际，邓力群和杜润生都来了，他还记得当时让他感觉振聋发聩的一席话，“中国是一个农业和农民大国，农民如果还贫困，那么国家就富裕不了……就不可能现代化”。

　　石广生，前外经贸部部长，主持中国入世谈判，代表中国政府在多哈签署《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十几年后他感叹：“实践已经回答了我的担心，中国入世是成功的！如果当时再拖下去，不仅中国会晚受益，而且为入世付出的代价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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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构成了新中国70年崛起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话，在历史长廊中余音绕梁、经久不息。在高渊的书写下，新中国道路上的诸多细节纤毫毕现、熠熠生辉。这样的一些人物，显然是作者有意识的选择，是有意在为新中国、为中国改革史留下珍贵实录，这些实录发人深省，也深具史料价值。

　　看得出，每访一个人物，作者都做足了功课。他的发问不温不火，尽量隐没自己的主观意志；同时又有和受访者平视、对等的姿态，仔细拿捏着访谈的节奏。中国从来没有停顿过攻关克难，“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而他像是一位熟门熟路的向导，带同读者一起，随着受访者一同重走新中国70年的深川和大山、泥淖与渡口。

　　作者有时会出人意表地从ABC问起，比如问王新奎：今天我们聊天的主题是上海的改革开放历程，在你的心目中，“改革”是什么？引出了王新奎很棒的回答：“‘改革’这个词，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广泛流传的。原来不说这个词，讲的都是革命。”“‘改革’有它的特定含义。简单地说，改革往往没有预设的抽象目标，更没有一条铺满鲜花的道路，改革都是被现实逼出来的……”之后，上海以及浦东改革开放的繁花，从王新奎的叙述中一一过眼。

　　从新闻业务的角度，本书也值得一读，甚至具备某种教科书的意义。

　　新闻人物的“高访”，在20世纪有一位标杆式的记者——法拉奇。她开创了一种崭新的采访方式，以迂回、逼问甚至挑衅的提问方式采访世界政要，具有浓重的“法拉奇”标签。在采访中，她就仿佛站在聚光灯下，当仁不让，咄咄逼人，甚至会把对方问到气急失态，由此采访出了很多经典作品。

　　高渊的人物访谈却完全不同。他访谈的每个人物，几乎都有惊心动魄或至少起伏跌宕的人生故事，都和国家命运和改革的命运休戚相关。但在他，每每只是闲闲地起个头儿，或在受访者沉浸或稍歇的时候，悠悠地随意递个话儿，话题就这么长江大河地流淌下去、漫过历史的沟沟坎坎……在看似温糯和软的访谈中，却充盈着某种“虽九死其犹未悔”“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息，透出属于新中国、新时代的痛与快乐、爱与哀愁。

　　高渊和法拉奇也不无相似之处。比如善于把握谈话节奏，访谈中的控制能力，以及在权威面前的平等姿态和独立人格——这一切，唯有站在“高”处，方能做到。

　　——本文为《中国寻路者》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