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9年，康熙视察京畿。那天他站在永定河畔，面对浊浪翻涌的河水，顿显一脸凝重。片刻后，身边官员都听到了他掷地有声的如下几句话：“官不清则为民害，水不清则无利于民，天下之清浊皆如此也。”说完这话，康熙环顾了一下四周，继续说道，“不清之官朕有法以正之，不清之水朕有策以治之”，显然，他这话也是冲着身边那些官员们说的。而在此前的1681年那次视察京畿时，康熙也曾当面向一些知州、知县训示道，尔等皆亲民之官，须忠勤守法，爱惜百姓，方为称职，若肆其贪残，贻害地方，国家必依法严惩不贷。康熙所说的“残”，即指残害百姓。

　　清王朝建立后，对整顿吏治极其重视，并建立制度，如考察京城官员称“京察”，考察京城以外官员称“大计”，这也是因为官员多贪，一直是困扰清代执政者的一大问题。如1653年，康熙的父亲顺治有一次到内院了解吏部大计官员的情况，看到被查出的贪赃官员数据后，不由惊讶道，“贪吏何其多也，此辈平时侵渔小民，当兹大计之年，亦当戒慎。”康熙主政后，想起他父亲叮嘱的“戒慎”之言，不由对辅臣鳌拜所任用的一些督抚“扰害地方”，使百姓“困苦已极”的现象深恶痛绝，这也更加深了他对吏治与民生关系的重视。后来康熙在与大学士熊赐履谈论治国之道时，就曾感慨道，百姓生活不得安宁，关键在于吏治不清，如果长吏贤明，百姓自然安宁。所以在1679年初，康熙在策试天下贡士时，便有针对性地出了个“民生休戚关乎吏治之贤否”的题目，要举子们“详切敕陈”“良策”，以供皇帝“亲览”。

　　而就在此次康熙视察京畿前两年，康熙因追歼噶尔丹巡视山西、陕西等省时，沿途目睹各级官员恣意横暴、鱼肉百姓的情景，大为震惊，并表白道，“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噶尔丹，今后澄清吏治，如图平噶尔丹则善矣。”将惩治贪官污吏与要追歼的敌人噶尔丹相提并论，可见康熙对前者的切肤之痛。他还曾以明亡教训告诫官员们，要避免“蹈明末故辙”，除加强军备外，还有重要的就是“专任之官得其治理，抚绥百姓时时留意，则乱自消弭”。康熙开出的或许并非杜绝此类问题的主要良方，但他毕竟一语道出了防微杜渐的重要性。即以“专任官员”须“得其治理”而言，康熙就针对上级官员在推荐保举属官中请托、结党等弊端，指示吏部，凡督抚滥将属官保题留任补用，或在京九卿等官保举官员“有贪婪事发者，均得将原保举官纠察处分”。另外还规定，凡定为“卓异”的官员，必须确定其辖区符合“无加派、无滥刑、无盗案、无钱粮拖欠、无亏空仓库银米、境内民生得所，地方有起色”等指标。

　　澄清吏治须与严惩贪官污吏同步。1685年，刑部等衙门会审山西巡抚穆尔赛一案时，康熙指出，穆尔赛身为封疆大吏，却“贪酷已极，秽迹显著，非用重典，何以示惩，应即行正法”。翌年二月，康熙在召见大计进京的引见官员时，就曾向他们表示“摈斥贪残”官员的决心，并关照负责考绩的吏部等衙门，务须“重惩贪酷”。有一次在与朝中大臣讨论秋审人犯时，康熙说，“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因为“此等人藐视法纪”，“若法不加严，不肖之徒何以知儆”。然后即命将所议贪官耿文明等“正法示众”。在康熙看来，如“督抚清廉，则属员交相效法，皆为良吏”。反之，则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康熙提出，在大小臣工之间，大臣应作小臣表率；京官应为外吏榜样。若诸大臣皆能清白自廉，遵纪守法，那么属下小臣自会有所敬畏，不敢妄行。也许康熙意识中的“天下之清浊”，关键在于自上而下官员们的内心和职行的清浊，但问题是，如无切实有效的制度制约和保障，实行起来又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