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我十六七岁时，有一次，我陪我的义父谢子衡公去北京的东大桥看望他的老友吴祖光先生。回来时，正好路过位于神路街的东岳庙。子衡先生下了自行车，邀我同游“秩祀岱宗”。一进门的一副楹联，使先生驻足，他反复叨念着“阳世奸雄违天害理皆由己，阴司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他嘱咐我一定背下这副对联来！

　　谢子衡先生是“四大名医”汪逢春的大弟子，是解放后中西医结合的开创者之一，是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第一个中医科主任，并且肩负着中央领导以及当时的一些知名人士，例如才旦卓玛、新凤霞、小白玉霜等的保健大夫。

　　子衡先生十九岁遵父命拜在吴门望族，苏州人汪逢春门下，入室第一件事，汪先生就让他背诵清代徐灵胎大椿先生的诗句《行医叹》：“叹无聊，便学医，唉！人命关天，此物难知。救人心，作不得谋生计。不读方书半卷，只记药味几枚，无论臌膈风劳，伤寒疟痢，一般的望闻问切，说是谈非……”汪逢春之所以开宗明义就让弟子先背下《行医叹》，就是给学生上的医德第一课！对于日后弟子在医患间，以积德为首要根本，对患者负责，不能“违天害理”。这正是子衡先生喜欢东岳庙楹联的由来。

　　自有明一代，中医学派门户纷杂，更有所谓“温补派”的，充立其中。尤以张景岳、薛立斋、赵养葵等为代表人物，专以阳气为重为理据，用药偏于温补。这种“执一以驭万”的观点，在当时就曾经招致了各方抨击。至清朝初叶，这股“温补”之风越刮越大，大多数的医生沿袭袭了这一流派的传承，在临床上竟至不辨寒热虚实，处方中十有九味是参、附、姜、术、鹿茸、熟地等峻补辛热之品，结果药证相悖，余祸大焉。虽有有识之士，洞悉到其中的弊害，但是为要取得病家的信任，维持自己的生计，大有违天害理，迎合奉好，动用大方的医生。而有的医生，则是为了开大方，能赚取丰厚的利润为佐使，不问证候的表里虚实，一概把人参看做扶危定倾的妙药，纵然参价如何昂贵，也要竭力备办。为了这些原故，一般贫寒之家，往往“病或稍愈，一家终身冻馁；若仍不救，棺殓俱无，卖妻鬻子，全家覆败”。徐大椿看到这一幕幕人间悲剧上演，痛心疾首。他指出治病应以认识病名辨别证候为要着，又怕时医不懂辨证，特地向大家反复解释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的主要征状，大声疾呼，谆谆告诫人们不要滥用热药。每逢对人谈到这些问题，总是剀切陈词，垂涕而道的。在一篇题名“人参论”的文章里，他恳切地向人们提出了“纠偏”的意见:“吾愿天下之人，断不可以人参为起死回生之药而必服之。医者必审其病实系纯虚，非参不治，服必万全，然后用之。又必量其家业尚可以支持，不至用参之后死生无靠，然后节省用之；一以惜物之力，一以全人之命，一以保人之家。……”

　　现在，有些医生正是看到了“要入世投机，只打听近日行医，相得是何方何味，试一试偶尔得效，倒觉稀奇”，没有树立很好的医德观念，往往开大方，使患者背负沉重的药费负担。

　　医生是积德的行业，难怪说，“若果有救世真心，还望你读书明理。做不来，宁可改业营生，免得阴诛冥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