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我创作了《16岁少女》，那之后懒得动笔写这一类小说。不动这个念头，是因为对于《16岁少女》的忠诚和默契：伤感的青春已浓缩在《16岁少女》中，情怀在书中尽情激扬了，也像被挥霍了，失去神秘的火焰。

　　我以为自己会对这一类题材，永久缺乏炽热的书写热情。直到三年多前的阳春三月，我过生日前夕，意外地收到一份厚礼，弟弟将其少年时代的日记亲手交给我。

　　日记里的少年完全袒露的灵魂，不加保护色的生灵的高贵，活泼泼的离经叛道史，以及各种卑微，屈辱，笔下的人和事深深地触动我，令我泪水长流。 

　　他写得最翔实的，1971年前后的一段上海生活，正是我所疏离的——初中还未毕业的我，当时去黑龙江上山下乡8年，孤独地挣扎在泥泞的青春大潮中。和上海，和亲人的联系，仅限于半个月左右的一封家书。 

　　特殊年代波澜下的少年成长，爱情萌动，这时段的上海记忆，家庭故事等等，正是我缺失的。我约弟弟聚会，听他绵绵不断的口述。相隔了半个世纪，记忆模糊和断裂之处，我走访一些同龄朋友，还有我丈夫，他比弟弟大三岁，也从未离开过上海，他找出当年的日记，在长达三年中，我们在灯下晚餐时，恒久不变的话题，便是围绕在此。

　　投入写作，几乎一气呵成，《小青春》和《16岁少女》有自传成分的写法不同，从“在现场”，到了“不在场”，站在空缺的面前，我依仗亲人相助，自信地想象，不懈地破译异性成长的密码，接近亲人和朋友曾有的晦涩，神秘的过往。 

　　我采用全知全觉的口吻，虽然设置了结构和优雅，但绝不牺牲准确，尽力还原当年的情境。 

　　要说《小青春》是真人真事，也并不尽然，但太多的真实遭遇和独有记忆，还有大量的细节真实，如偷吃香烟之后王建生磨指甲，工宣队白队长在公共厕所里的尴尬，顾家弄里的百鸡宴，半夜菜场，包括伤感的伟义不了解在烟纸店里长大的张靓，而这样的神秘笼罩，让爱一直在，没有走。

　　神秘的火焰燃起来了，《小青春》的写作给了我别样的审美体验，外加一些自我膨胀。预期朋友们看后会说一句：文学造诣大抵不错。还有，小说曾经想用，但最后废弃掉的篇名有《闷闷不乐的伟义》，《翩翩少年》等。 

　　也许在合适的时候，我会继续伟义而后的悲惨故事。谁知道呢，写《小青春》的结尾，我不经意地留出很多线头，并不是一个正规的告别。（秦文君长篇小说《小青春》刊载于《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