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于斯曼的《逆流》，是一本披着小说外衣的奇书。它并无小说的特征——没有情节结构，没有故事，没有人物刻画，说它是“三无小说”也不为过。于斯曼原来是以左拉为首的自然主义小说阵营中的一员，而以这部小说的成功问世并成为他最优秀的作品为标志，于斯曼与左拉的自然主义流派彻底分道扬镳，用他自己的话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要打破偏见，打破小说的界限，让艺术、科学、历史进入小说，总之，一句话，只把这种形式用来作一个框框，让更严肃的内容进入其中”。

　　贵族后代德塞森特厌倦了巴黎上流社会骄奢淫逸的生活，卖掉祖传的鲁尔普城堡，还清债务，购买了国债从而保障自己每年有五万镑收入，然后在巴黎郊外的丰特奈玫瑰小镇买了一处旧屋，去那里过起了隐士生活。

　　然而，德塞森特远离尘嚣的隐居却充满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精致与奢华，于斯曼用16章的篇幅，巨细靡遗地描写了他在丰特奈玫瑰小镇居住期间方方面面的生活及所思所感，涉及家居装饰、植物园艺、酒类品味、香水炼制、文学评价、美术鉴赏、音乐品评，等等。比如，他将客厅分隔成不同的小客间，挂上风格不同的壁毯，根据自己读书时作品的特定风格，安坐到最合适的那个隔间里享受阅读的快感；他觉得卧室只有两种布置方式，一种是把它变成令人兴奋躁动的寻欢作乐窝，一种是将其布置成孤独的“一个思想隐居退歇之地，一种祈祷之地”。他在餐室的大柜子里有一长溜小酒桶，在他看来，这每一种利口酒的滋味都相当于一种乐器的音色，苦味甜香酒相当于单簧管，薄荷酒和茴香酒像长笛，樱桃酒像小号，陈年老烧代表小提琴，维斯佩特罗健胃酒好似大提琴，他品味着它们，就好像“给自己演奏着内心的交响曲”。最令人咂舌的是，他嫌食品店里一只硕大乌龟的甲壳太幽暗，竟让人给它的背壳镀上一层金，这样它在太阳底下就会闪闪发亮，仿佛是从“西哥特式样的盾牌上”投射出来的光芒；他还嫌不够，又给它镶嵌上罕见的宝石；这还没完，他喜欢日本艺术收藏集中一幅素描中的鲜花，就把这幅画拿到珠宝店里，让珠宝商把画中鲜花的每一片花瓣和叶子都用玉石雕刻出来，然后镶到那畜生的鳞片上去，珠宝商听了惊得目瞪口呆。

　　如果整日沉湎在这声色犬马、口腹之欲中，那德塞森特还是一个纨绔子弟。他的艺术鉴赏力和文化修养都不低，于是就有了上升到精神贵族的可能。小说的第五章，作家用了大量笔墨，细致地描写了画家古斯塔夫·莫罗的名画《莎乐美在希律面前跳舞》，充分表现了德塞森特所追求的颓废的审美趣味；而他虽然酷爱戈雅、伦勃朗并收藏了他们的画，但不满于众口喧腾，因为“最美的曲调一旦被公众瞎哼哼，一旦被管风琴强行演奏，便会变得平庸之极，令人不忍卒听”，所以德塞森特刻意显示自己在美术趣味上的卓尔不群。他对拉丁语也很有研究，调侃它“浑身上下可怜没剩下几块好肉，基督教徒把它们摘下，好腌泡在新语言的盐卤中”，读之令人莞尔。他陶醉在柏辽兹、舒曼的音乐，尤其是舒伯特的艺术歌曲中，视这种忘我的欣赏是“心灵的一种神秘的酩酊大醉”。他激赏福楼拜小说的宏大庄严与刻画人物心理的细腻深刻，推崇波德莱尔诗歌“深入到了心灵底层那思想如怪异植物盘根错节的区域”，盛赞马拉美与波德莱尔凝练的散文诗犹如“具象的精华，文学的原汁，艺术的精油”。

　　《逆流》问世后，反响热烈，毁誉参半。批评者如左拉，曾是于斯曼的导师，毫不客气地批评这部小说“混乱不堪”。肯定者如王尔德，用他特有的反讽笔调称赞“这是一部毒液四溢的书”。众多的的评论中，法国作家多尔维利的评价，我以为是最犀利、最到位的，他说《逆流》“逆常识之流，逆道德感之流，逆自然之流，这本书就是如此，像一把刮胡刀——但那是浸了毒液的刮胡刀——对准当代文学荒谬不堪与大逆不道的平淡无奇割下来”。

　　至少，《逆流》颠覆了传统的小说观念，拓展了小说的表现空间，于离经叛道中展示了心灵的特立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