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办学条件异常艰苦

　　了解杂技团的这段历史，对于初入杂技艺术之门的程海宝来说，是重要的，老一代杂技艺术家的口述实录，为他推开了一扇瞭望中国杂技历史走向和发展的窗户，由此生发了当一名新时代杂技演员的优越感，奠定了学好技艺的决心和认知基础。他从团史上还读到了许多进馆前根本不了解、也无从了解的杂技团的原始面貌：新组建的上海人民杂技团，原来是以邓文庆、邓玉山、冯奇宝等人组建的原神州魔术团，以及邱胜奎、邱涌泉、朱建平等人的原邱家班为基础，其中包括著名杂技演员李殿起、李殿彦、张立永、王玉振、甄毓卿、黄玉书、张凤池、张洪海等，一共47人。成立之初，因团内党员人数不多，与稍后成立的上海人民评弹团成立了一个联合党支部，对杂技团的演出等日常工作进行统一领导。杂技团成立后的第二年，孙泰、田双亮、申方良、申方明等杂技界名流从澳洲和中国香港陆续回到上海，加盟杂技团。20世纪50年代中期，又有著名魔术师莫悟奇、莫非仙，口技艺人周志成等陆续加盟，短短几年，杂技团就发展成了阵容强大、在国内广有影响的专业杂技团体之一。

　　此时的上海人民杂技团，已是明星云集，声誉鹊起，但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大多数演员年龄偏大，长此以往，演员队伍将会严重老化，这与杂技演员的年轻化是相悖的。而且，一批传统节目如《口技》《魔术》《手技》《钢叉》《踩球》等，也急需有新人继承。为了解决这个刻不容缓的人才断层问题，团部决定在内部招收学员，四名演员子女先后被吸收进团。团部对他们进行“师傅带徒弟”培训，手把手带教。他们为杂技团补充了新鲜血液，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杂技演员的“断层”问题。

　　要不要将招生的口子开得再大一些呢？经过研究，团部决定改变招生方式，由内部转为面向社会，并且以团办学馆形式，为杂技团“定向”培养一批青年演员。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上级部门认可。可是，新中国成立才只有几年，社会观念还很陈旧，很多人瞧不起杂技这个行当，甚至还有人反对自家的孩子去学杂技。

　　因此，杂技团的“扩招”计划虽好，可要实现这项计划却并不容易，主要就是生源成了问题。后来，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协调下，“扩招”得到了上海市儿童教养院的大力支持，为上海杂技艺术界第一次公开向社会招生提供了“生源保障”。

　　1956年4月18日，杂技团从上海市儿童教养院招收了30名有基础，有培养前途的小学员，接着又从杂技团内部招收了部分演员子女，组成了学员班。这些孩子的平均年龄12岁，学制5年，一批著名演员如甄毓卿、李殿起、王信志、邓文庆等“改行”，成为学员班的带教老师。

　　学员班初创伊始，办学条件异常艰苦，基础设施很差，但学员们表现得非常顽强，没有练功房，就在露天练功，没有道具，就自己动手做。冬天，寒风飕飕，刺骨地冷，他们也决不轻言放弃，坚持在露天练功。练《走大绳》，练高空节目，没有一个学员叫苦，更没有一个人后退。甄毓卿、李殿起、王信志、邓文庆等，都是经验丰富的杂技艺术家，在他们悉心培养下，短短两年以后，学员们练出了《蹦床飞人》《火箭飞人》《空中体操》《走钢丝》《走大绳》《双爬杆》《四人造型》《双咬花》《蹬伞》等一批高难度节目和大型高空节目。

　　1958年6月1日，学员班在中福会上海少年宫进行了第一次演出，这是学员班第一次向社会公开亮相，展示上海杂技的教育成果。1961年7月，学员班结业，涌现了杨惠芳、薛晶晶等一批优秀学员。1963年，他们带着一批优秀节目赴京献演，杨惠芳的《钢丝跟头》、薛晶晶的《倒立》、朱复正的《蹦床》、沙小心等人的《四人造型》、王燕燕和王莺莺的《双咬花》、周演吉的《蹬伞》等，均让观众眼睛一亮，台下喝彩声四起。他们的脱颖而出，弥补了上海人民杂技团青年演员的不足，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