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人人都是摄影师。春节之际，我的微信朋友圈热闹非凡，许多朋友一路旅行一路拍照，让我分享旅途的精彩见闻。还有的朋友用手机拍了视频发来，让我见到了诸多活动的画面。上初二的孙女则给我发来她跟父母一起在饭店用餐时一盆盆佳肴的照片，让我分享那舌尖上的美味。这使我不由得记起关于拍照的种种往事……

　　步入山东东平县第一中学，我在校友橱窗里，见到挂在第一个显要位置的，是万里的照片。不过，用的是万里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的彩色照片，却没有当年万里上小学时的照片。这是一所百年老校，前身是东平书院高等小学堂，万里的母校。据校长告诉我，当年拍照是“高消费”，要到省城济南的照相馆里才能拍一张小小的一寸或者两寸黑白照片，所以当时的学生证以至毕业文凭上都没有照片。

　　在台北，我走访郝柏村将军。他像拿出宝贝似的，给我看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1938年他在武昌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有两周假期，得以回到盐城郝荣村看望父母。为了纪念这难得的团聚，全家乘船前往县城，拍摄一帧全家福。郝柏村说，那时候只有县城才有照相馆。这次拍摄全家福，是他的母亲第一次拍照，也是她留在世上唯一的照片。所以他格外珍视这张全家福，不论到哪里，都带着这帧珍贵的照片。后来郝柏村请人把这张照片绘成大幅油画，挂在家中的客厅里。他还请人依据照片制成父母铜像，安放在书房里，抬头便可见到父母。

　　在我出生的时候，老家温州已经有照相馆，内中有一家照相馆的名字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叫做“就是我”。我最早的照片拍于一周岁生日，打着领带，却穿着一双绣花布鞋。我自己拥有照相机，则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用稿费买了一架海鸥牌二手“120”。每装一卷黑白底片，可以拍12张方形照片。拍摄时，不仅要调节光圈、速度，还要对焦点。那时候，我买了一个长方形的图章大小的自拍器，安装在照片机上，拧紧发条之后，好不容易才发出咔嚓一声，自拍一张照片。我在北京大学念的是光谱分析专业，拍完谱片之后，要在暗房里显影、定影，所以对于暗房技术倒是稔熟，底片、照片都是自己冲洗。不过，从拍摄到印出照片，要花费很多时间。尤其是一卷照片，必须等到全部拍完，才能冲印。

　　追求新潮的我，2001年在上海百脑汇花600元人民币买了一个手电筒形的“好E拍”，虽说每张数码照片才30KB，一放大就“糊”了，却使我第一次领略了不用胶卷的痛快。此后当市场上出现数码相机，我当即买下，从此告别了胶卷。我不仅买了数码卡片机，还买了专业的单反数码相机。不过，数码相机未必时时带在身边，使我错过诸多“偶遇”的良辰美景以及突发事件。在我看来，发明在手机上安装数码相机的人，是一个创新天才。自从手机可以拍照之后，摄影成为举手之劳。尤其是手机照相机的像素大大提高，而且可以变焦，使手机照片的质量不亚于数码卡片机，人人都成了摄影师。套用一句专业人士的话来说，摄影设备的智能化、小型化、廉价化、傻瓜化，使摄影全民化。

　　这“人人”也包括我的孙女。自从她也有了手机，几乎成了摄影迷。她拿着手机东拍西拍，居然慢慢悟出摄影的奥妙。她喜欢拍形形色色的花朵，拍风云变幻的天空，拍黄昏时分的都市天际线，拍湖光山色、水面倒影、夜幕彩灯、旭日朝霞。说实在的，有些照片已经够“水平”的了。她拍的一只白鹅水上游的照片，成为我手机的屏幕照片。有一回，她拍摄的我的逆光剪影，白底黑影，轮廓分明，如同木刻，我很喜欢。

　　从前我牵着她的手到处游走，如今不行了。她走路时东张西望，寻找拍摄对象。凡是她觉得新奇的，漂亮的，就来一张。有一回，走到台北101高楼前，她消失在夜幕中，拿着手机时而猫着腰，时而踮着脚，左一张，右一张，拍摄高楼上不断变色的灯光。我真担心，她只顾拍照，不小心会踩空摔跤，她却耸耸肩不在意地说：“我是向爷爷学的，爷爷不也是这样到处拍照吗?！”我顿时语塞，无言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