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里梳洗的时候，天花板上又发出一阵翕动，像檀木珠滚过，又像有陌生人轻轻叩击。

　　小雪刚过，仍是水汽很难散去的时节。我在雾蒙蒙的洗手台前站了一会儿，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在那些令人战栗的半夜里，头顶上西索作响的，至多可能是老房里的老鼠，与鬼神无关，与逝去的亲人更是毫不相干。

　　如果这样的话，我和逝者之间覆盖的那层雾霭消散了，原本以为背后会有隐秘的牵连，可是当一切被逻辑解释之后，我发现我们之间空空如也，没有任何绳索将我们继续牵连。

　　在去世前，我的外公曾在我如今的房间住过。

　　那时他已过七十，面孔松弛，仍在做一些挣扎，比如从中医书里学到一种拍手的健身方法，并传授给附近的其他老人。

　　人老时需求很少，做的许多事并不追求实际成效，只是为了缓解自己的恐惧，为了确认身体的恶化并没有加剧，这一套对外公和其他老人都很受用。

　　而假如我外公有比其他老人更有志向的地方，那就是他通过拍手的社交方式，认识一位和我母亲年纪相当的女子，并与她结了婚，离开了我们家。

　　他们在沪东租了一间小房子，过了两年，赌气的母亲才肯去看他。

　　外公变得更加迟钝，他穿了一身蓝布衣服，好像很早以前，自行车经他手一握显得特别重，外公如在推磨。

　　母亲问他过得可好，外公当然说好，否则无异于承认自己当初错了。

　　有一年春节，我去看他，外公趁女子在厨房烧饭，忽然给了我一笔钱。他说，小时候答应以后带你去千岛湖，到现在也没去过，以后可能也去不了了，不如给你钱自己去吧。

　　他在抽屉里摸了很久，又找出一块珐琅纪念章，是他原先单位发的，上面写着“造船行业三十年纪念章”。他说，这个也给你。他甚至有些不好意思。

　　转交中渗透着一股告别的意味，但实际发生时，我们并没有伤感，只是略微尴尬。

　　上世纪40年代，外公到了上海，最初在码头上做一些小生意，卖火柴，也卖过苔条，苔条久久卖不出去，一淋雨都干瘪了，他就晒干后涂上油，看上去就像新鲜的一样。

　　在生计方面，外公总是很敏锐，便一边去读了书。有一天他走在码头上，忽然发现船厂在招工，就想方设法进去谋了差事。

　　工作以后，他继续学习，同时又考了高级经济师的资格，逐步过上稍微稳定点的生活。他在厂里过得也挺好，尽管没什么特别知心的朋友，但和谁都说得了几句话。这并不是什么励志故事，相反，外公身上的那种机灵劲恰是最让人遗憾的地方。假如他出生在好一些的时代，也许他有更广阔的渠道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我每次坐车去崇明，都会路过东海，茫茫一片迷幻之隅。

　　我常想象外公去看新船下水的场景，有那些年，他活得还算顺利，新船下水时，他就顺着热烈的人群往水边流去。漫长的岁月中，总是周围的人群告诉他生命的流向。

　　船就立在那里，仅仅是那样的存在都让人非常感动，好像人们并没有白白努力，好像所有克服艰难所花的力气最终会形成一座纪念碑。

　　当时太阳给海面贴上了金箔，没有鸟，空空荡荡。

　　人生中有那样的时刻，仿佛忽然抓住了某样实在的东西，那是对自己的确认。

　　亦如同由衷说一句“呀，无论如何，我还是来到了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