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就像三十年前的台湾地区相声，如今的相声其实又遇到了困境。”胡子花白的赖声川说。于是昨夜，上剧场里座无虚席，眼望着一台曾经拯救过台湾地区相声的《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幻想着，我们的相声也该有一个脚踏七彩祥云的英雄，让这笑声，绵延下去。

　　三十年前的赖声川

　　三十五年前，赖声川背着行囊，从美国学成归来，踌躇满志，打算要在舞台上一展胸中抱负,不负平生所学。然而离开家的五年，家乡仿佛少了点什么。

　　“我去美国读书前，相声在台北大街小巷处处可见。我回到台北，连唱片行老板都不知道相声是什么了。”赖声川说，“相声在台湾地区死得太突然了，非常超现实。好像就从来没有存在过。”

　　夜凉如水，台灯下，赖声川在书桌上铺开纸，给自己定下题目——“相声死了，我们应当是什么态度？”却又迟迟无从下笔。他有些孤独，“除了少数关心文化的知识分子。”谁又会在乎相声的生死呢？几乎在绝望中，他完成了“表演工作坊”的第一个作品——《那一夜，我们说相声》。

　　谁曾想到，一篇祭文，引来万人空巷。赖声川站在剧场门口，望着买票的观众排了一公里的队。他看清了，相声在中国人心中的吸引力。“中国承受的苦难太多，喜剧形式非常少，相声就是我们中国人土生土长的喜剧形式。”所以中国人从心里爱它。当时，台下坐着的冯翊纲还是个学生，看完这个戏后就决心要说相声了，也就有了日后的“相声瓦舍”。就这样，无心插柳的赖声川，让相声奇迹般地在台湾地区复活了。为此，他还被央视请去做过相声比赛的评委。

　　几十年来，关于“相声”，赖声川前后写了七个作品，是他所有戏剧作品主题中最多的一个，足见大师对相声的情感不虚。这次来上海演出的《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只是其中之一。沧海桑田，穿过岁月的赖声川说，如今的相声又遇到了困境，“看上去相声好像比从前多了，但其实距离传统文化越来越远了。”有一次，社科院戏剧研究者陶庆梅问赖老师，相声还有下一夜吗，他说不知道，因为“要坚持传统的方法，太难，太难！”

　　再难，赖声川还是坚持了几十年，一直折扇长衫，有趣清爽，嘴里干净，回味悠长。

　　三十年后的郭德纲

　　赖声川在台湾“救”相声的时代，还好我们有电视。那片笑声蕴含着阖家团圆和人生百态，是80后90后童年最暖的记忆。后来，电视机前的孩子们长大了，世界斑斓活色生香，面对电视上的相声笑不出了，就像再也无法为了一部动画片废寝忘食。

　　跨过“千禧年”，相声总还是要说的。仿佛一场美丽的初恋。正好你来,恰好我在。郭德纲走进了当年那群孩子的心中。

　　上剧场里，赖声川在表达着对相声忧心忡忡，郭德纲正忙着在综艺节目里通宵达旦。这些年每次见到他，都是在综艺节目的现场。艺人参加综艺节目是性价比最高的，周期短，来钱快。参加的综艺节目和拍电影，开饭店，卖红酒……都是他的生意。曾经问过他，你这么做对得起相声吗？他底气十足，家里这么多人（德云社），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最近一次见到郭德纲是在《欢乐喜剧人》的现场——又是一档综艺节目。高台之上，他向在座参加节目的喜剧人，讲述着自己的德云社过去一年的成绩：总共巡演了几千场，五千人以上的剧场演了几百场……自己的票几千元一张。这些票房是很多喜剧人终其一生都无法企及的高度，包括他口中的祖师：马三立、侯宝林……

　　提起侯宝林，那是他口口声声的恩师侯耀文的父亲，大师带头净化相声，提高相声的审美趣味，抛弃了过去粗俗低级的非艺术成分。祖师大力抛弃的那些下三路的成分，现在都搬上了“五千人的体育场”。问过他这么说是否不妥？他解释，是为了满足现场众多观众层次不齐的欣赏口味。

　　两个段子，都是郭德纲自己说的。一个是苏小妹苏东坡与佛印的故事,大约讲的是：苏东坡问佛印：“你看我像什么？”佛印回答：“我看你像一尊佛。你看我像什么？”苏东坡说：“我看你像一坨屎”。苏东坡觉得占了便宜，回家苏小妹得知此事说:“哥哥,你吃亏了,他看你像佛是因为他心中有佛，你看他是屎，你说你心里都是些什么？”另一句也是郭德纲常说的，“说相声盼着死同行！”几天前，一位相声名家丁广泉去世了，他曾说过，郭德纲距离成为领军人还有很长的路，至少要先搞好内部团结。

　　如今门庭若市的德云社，像极了郭德纲当年拼命想进入主流相声圈的时候。千篇一律的趣味和手段，也和当年穷途末路的晚会相声如出一辙。

　　《千禧夜，我们说相声》的舞台上，百年岁月，如同嬉笑中的一场大梦。其实，相声总是包含着厚重的主题的。

　　笑声之后，一阵索然，止不住的苍凉……　　本报记者 吴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