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拥有“中国性学会性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副秘书长”等官方头衔，但让他走进大众视野的却是一系列争议事件：高校演讲完被称为“递套教授”，性文化节演讲时“被大妈泼粪”等等。

　　他不在乎外界的评价，甚至欣然接受被贴上的标签：“递套教授”“性学斗士”“性工作者”……在他眼里，侮辱他的举动“反倒让大家更多地去了解性学知识、关心性教育，是个好事”。

　　除了教学，他还在网络上为学生们解惑，甚至陪着意外怀孕的学生去公立医院打胎。他这一辈子，都在努力为“性”脱敏。

　　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彭晓辉怎么说——

　　我读初中时担任劳动委员，在安排女同学做事时，无意中说了“搞”字，这个字在当地是“性交”的意思。女同学听了后，哭了，骂我流氓。第二天，班主任找我谈话，校长说不在全校作检讨就开除学籍。我就用毛主席著作里的“搞学习”、“搞工作”等词给自己辩护，最后不了了之。当时我和妈妈说了，扑倒在她怀里哭泣，觉得受到了委屈。从那以后，我对性非常敏感。

　　大学期间，教解剖的老师对同一器官有“生殖器官”和“性器官”两种说法，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但是老师没有解答我的疑惑，加上初中时候的小插曲，就比别人更加好奇，想弄清楚究竟怎么回事，这就触发了我的兴趣。

　　1987年，我成为华中师范大学的讲师，有了开设选修课的资格。1990年，国家教委、卫生部等六部委出了规定，普通高校要在健康教育选修课里加上性健康教育的内容，1992年我就申报了《性生物学》。

　　2011年5月，我在一所大学开讲座，谈到了安全套的使用。我以自己2002年在瑞典访学时了解的一种假设情况举例，这个假设情况是指，如果女孩子一旦遇到强奸，在斗智斗勇逃无可逃时，随身携带的安全套是保障健康的最后一道屏障。我举这个例子，是在讲座上分析为什么可以使用安全套。后来媒体报道时，歪曲了我的原意，不明真相的网民就骂声一片，称我为“递套教授”。这个事情过后，我就用这个头衔发了几篇微博，告诉大家安全套怎么使用。这个帽子给我戴着，人家一想到我，就知道“递套教授”，然后就知道安全套可以起到安全和避孕的作用，那么他就意识到要有负责任的安全性行为。

　　我最自豪的事情是，上了25年的性学课程，超过25000名学生正式选了这门课并拿到学分。这比我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重要得多。

　　性教育是0到100岁的事情，活到老学到老。因为不同年龄会有不同的性需求，涉及到不同的性困惑，是一生的学习。我退休后各种性知识讲座将会继续。社会的讲坛有960多万平方公里，我在性教育方面至少可以干到70岁。

　　最近就有一位大一女生来咨询我，说她和男朋友平时会聊到将来发生性行为的场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就告诉她“恋爱五部曲”，一是不轻易确定恋爱关系，不过她已经过了这个坎；二是约法三章，把能容忍的亲昵接触底线明白地告诉对方，共同遵守；三是巧妙回避，如果坚定认为不该发生性交行为，就要停止亲密举止，转移双方的注意力；四是有说“不”的权利，如果对方依然找各种理由要发生性行为，这时更要明确拒绝，促使双方遵守承诺；五是该分手时且分手，如果对方以不发生性行为就是不爱来要挟，自己考虑难以容忍，那就应该果断分手。

　　这个并非遵循“婚前守贞”，而是充分尊重自我的个体选择权，是基于权利道德观：自愿、尊重、权益、无伤。

　　鲁智高 付珊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