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利的双眸，高挺的鼻梁，谦逊的谈吐，旺盛的精力，是79岁的张元芳给人的第一印象。五十余年坚守临床前线，集专家型和管理型于一体，退休12年，他选择继续前行。一如那句“所有理想与信念，一旦起头，便要继续”。“坚守”意味着很多得到，也意味着很多失去。唯一能做到的，是在名利场上坚守自己最后一方净土。张元芳表示：“我不敢说什么是大医精诚，我只是用心来完成那个最初的念想。”

　　口述实录

　　唐晔：张教授，退休这么多年，您现在都在忙些什么？

　　张元芳：我自2003年12月从院长岗位上退下来后，目前仍然与华山医院泌尿外科的在职医生们讨论疑难病案，和他们一起解决临床上的难题。我很享受与病人相处的日子，如果一些病人情况复杂，我会认真和他们沟通，了解病人的心理生理状况，提出我的处理意见。我继续带教学生搞科研，譬如一些课题方向的确定、研究方案的设计等。

　　唐晔：您还是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会长。您觉得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张元芳：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最大的区别在于，公立医院不需要市场推广，而社会公众的低信任度造成了民营医院经营的困境。但不可否认，一些优质民营医院在某一专科领域，也确实有较高的学术和技术水平，因此民营医院的市场推广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

　　2009年，我参加了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当时，协会的规章制度、规范等均不完善。民营医疗机构有近1500家，如何制定行业规范以提升民营医院在行业内信誉度，是民营医院发展的关键和难题。我们请了一批在卫生系统中的老领导，我戏称他们是“老法师”做副会长，希望通过他们在行业内的管理经验和严谨的作风，通过培训、编制星级评审标准、加大责罚力度和监督频次等手段，来规范民营医院的医疗市场，保障病人最根本的利益。

　　唐晔：从医五十几年，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

　　张元芳：从医患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医者是否真诚地对待他的病人。从医50余年，我的病人朋友很多。我过去在中山医院工作的时候就结识了很多病友，后来调到华山医院，那些病友专程来华山医院看我，逢年过节，常有往来。有几个病友年纪大，自己走不动，现在是我去看他们。

　　凭借当下的医疗技术水平，我们不可能将所有的疾病都治愈，譬如有些治疗只能让病情稳定，需要病人定期过来复查，这就需要每一位医者与病人间存在相互信任的关系，这是我从医多年来最深刻的体会。

　　唐晔：作为医者，您最开心的是什么？

　　张元芳：看着病人治愈出院是医生最开心的事情。过去坐门诊的时候，很多病友常会来门诊看我，后来由于很少坐诊，病友们也就找不到我了。有一个病友辗转许久终于找到了我的办公室，第一句话就是“张院长，我终于找到你了！”医者父母心。我想，这也许就是我作为医生最开心的时候。

　　唐晔：您怎么理解“大医精诚”四个字？

　　张元芳：作为医生，如果自己的病人能满意地离开，便是最舒心的事儿，这种满足感是无法用物质去衡量的。我们早些年没有奖金，工作靠的仅是一份热诚，病人的认可即是自己最大的慰藉。我以前做手术的时候，下手术台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先去病房看我的病人，观察一段时间，确定他基本没什么问题了再去吃饭；而后，我也会一直留意他在病房的身体状况，直至病人满意出院。对自己来说，这只是件小事儿，但对病人而言却是关乎生命的大事儿。作为一位临床医生，这已经变成一种习惯。

　　唐晔：那您最痛恨的是什么？

　　张元芳：我平生最痛恨的就是塞红包！虽然我知道我这句话一说出来，绝对会被口水淹没，也会得罪一些人，但是我还是要说。塞红包就是看不起医生，看轻这份职业。我们做医生的绝不是为了这点红包钱。我热爱这个岗位，热爱这份职业，作为医生，就该有这份职业必有的操守，不要让铜臭污染了这件洁白的制服。

　　当然，我很能理解病人塞红包的心情，希望医生们尽力去完成手术、做好手术。但是，我想说，尽最大的努力治愈病人是我们份内的事情，并不是交易。病人塞给我红包，我坚决不收。我一直说，医院给我发工资，国家给我津贴，治病救人是我的责任，我绝对不会和生命做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