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杨存华，1922年1月生于上海，1949年刚27岁。父亲在世时曾多次说起他在上海市军管会工作的经历，对自己站在高处提升革命工作的认知水平，以及对自己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意义。

　　1949年5月12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攻城部队在上海地下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经过15个昼夜激战，全歼国民党守军。5月27日，上海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为了解放上海，7613名解放军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5月2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市政府大楼宣告成立，陈毅任军管会主任、粟裕任副主任。据我父亲回忆，当时为了管理好上海，军管会领导要求有更多的熟悉上海的优秀同志充实到军管会工作。我父亲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何康同志安排，进入上海市军管会，被分在何康领导的农林处担任联络员工作。

　　何康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小我父亲一岁，与我父亲同为广西大学农学院同一届同学和好友，其父何遂是辛亥革命元老。1947年，何康受中共地下党委派到上海，利用其父亲何遂的关系，组织成立上海瑞明公司并任总经理，归上海局刘晓和张执一领导。何康1949年至1952年时任上海市军管会农林处处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后任农业部部长。他是我父亲杨存华的入党介绍人和引路者。

　　上海在军管会主政期间首先着手对上海的全面接收，随后开展了肃清匪特、收容散兵游勇、改造游民、打击银元投机、稳定物价、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其中，维护社会安定稳定物价，首当其冲粮食、棉花和煤炭即所谓的"二白一黑"必须确保供应，保障520万上海人民生产生活的有序进行也是重要内容之一。然而，上海解放初期，物价波动极大，民心浮动，直接影响了新政权的稳定。因此，农林处的工作内容一方面是应急救急，确保市场供应；另一方面，从长计议，做到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而做到手中有粮对于稳定政局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每个人都深感肩上的担子并不轻松。

　　据我父亲回忆，当年进入军管会农林处伊始，就接管上海本地的国民党的农业、林业、渔业和农机机关，在管理中发现问题及时采取对应措施。上海解放百废待兴，大城市首先面对的是粮食、副食品短缺，要迫切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面对通货膨胀和生产萧条现象，物价指数在几个月内上涨速度惊人，粮食则跳涨了数十倍之多。而要稳定物价，确保城市供应，政府以经济与政治手段相结合，通过市场吞吐大进大出抑制囤积居奇，给投机商以沉重打击，逐步稳定了物价，取得了主要商品市场的主导权。

　　然而抓粮食供应必须从源头做起从长计议，尽快恢复农业和副业生产。那时候各界人士对此都有共识，包括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申新纱厂老板荣毅仁等都站出来帮扶农业，出钱出力，自掏腰包购买农业生产必须品。农林处的主要工作是把握农林牧渔生产信息，下乡动员指导农民恢复生产，特别是加快粮食和副食品生产。大家分头行动到苏北、山东、福建、浙江等地协同当地农业部门工作。由于当时多地刚刚解放，有一次他们下乡时还遇到土匪，命悬一线，幸亏及时化解矛盾才得以脱离险境。

　　当年我父亲思想敏锐，追求进步，上进心强，在军管会工作时非常积极，始终保持一股朝气和热情。他曾提到过，军管会的工作方法和经验积累对他今后的行为处事方法帮助很大。作为当时上海市的最高权力机构，上海市军管会就是在行使政府的职能，对于一位才27岁的青年来说，无疑可以极大地提升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处事能力，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磨砺革命意志。我父亲很努力也很尽责，常常工作到深夜，受到军管会农林处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并在军管会工作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1年之后，父亲离开了军管会，奉命接管上海实验经济农场并在新成立的上海农产品联营所担任主任，开始了他名副其实的农业畜牧业职业生涯。接着他在上海农场做总务科长，第三牧场担任场长，又在上海奉贤五四农场创办全国农垦系统第一家现代化特级奶牛场并任场长等职。退休前任全国畜牧业协会上海分会总干事，上海奶牛研究所主任，职称为高级畜牧师。

　　记得在1990年初，我父亲当年的入党介绍人，时任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国科协副主席的何康莅临上海参加一次会议，入住在衡山宾馆，我父亲闻讯赶去见了一面。两位老友相谈甚欢，回忆起当年在广西大学同窗就读和上海市军管会工作时的趣闻轶事，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感叹两人的人生轨迹竟然有多次交集与重合。

　　杨咏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