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超构（1910～1992）为中国著名报人，专栏作家，笔名林放。《新民晚报》老社长，曾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著有《延安一月》《未晚谈》《赵超构文选》等。今年是赵老逝世二十周年，为纪念这位杰出报人，现摘取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赵超构传》一书章节，供读者了解。
1979年6月7日，上海市委在宣传干部大会上传达了当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胡耀邦意见：公开为被迫停刊近十三年的新民晚报平反。新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的陈沂，上门拜访赵超构，代表市委表示慰问，传达了胡耀邦对新民晚报的关怀之忱。陈沂上世纪30年代初期曾在上海中国公学预科读书，与赵超构算得上是校友。他在恢复新民晚报的过程中，态度是很积极的。
翌年，上海市委决定，恢复原新民晚报建制，指定赵超构、束纫秋负责筹备复刊工作。前一年陈沂南来之前，胡耀邦还在中宣部部长任上，曾叮嘱他：上海人不能没有新民晚报和“大世界”。一个是群众性的报纸；一个是大众化的游乐场，“你一到上海，先要把这两个恢复起来。”胡耀邦说：“上海群众的这个要求，是我从许多人民来信中得知的。”
马拉松式的竞走
新民晚报复刊的过程是一次马拉松式的长距离竞走，像是在行进，又走不快。报社原址在圆明园路五十号，隔一条北京东路，与文汇报南北相望。“文革”初期被王洪文的“工总司”喉舌工人造反报占用了。“工总司”改称“总工会”，将工人造反报的房屋、印刷设备、图书资料等移交给了“王记总工会”。粉碎“四人帮”后，这批财产又被重新建立的上海总工会接收。总工会办了一所在各区设有分校的上海市工人业余大学，圆明园路五十号的新民晚报社房屋，从此成了工人业余大学的黄浦区分校，里面每天有六七百人在上课。要他们把校舍让出来，就得另给房子。
上海市委指示：房子会有的，给你们造一幢。现在先找个临时社址筹备出报。赵超构感到很高兴。他的背后现在有了一张报纸，他要代表舆论界说话了。1980年冬、1982年初，他两次写文章：“老家伙应当多说话。”
1980年9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开会，赵超构在小组讨论会上发言：“为了加强民主和法制，还要充分发挥报纸的作用，既报喜，又报忧，敢于揭露干部中的违法乱纪问题。现在报纸上揭露的大都是苍蝇蚊子、小猫小鼠。记者揭露违法乱纪的稿子审稿手续太多，经过党委审稿后，稿子就变得含含糊糊了。例如报上揭露昔阳县前领导人的问题，为什么不点出名来？许多群众都不知道是指谁。我认为记者写稿只要不是诽谤，不歪曲事实，有利于人民，有利于推动问题的解决，稿件可以不必送有关机关审查。”
他提议人大法制委员会制定一个《新闻法》。“规定报纸负责人、编辑、记者的职责、权利和义务，保证记者能够发挥最大的能动性，可以在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自由采访，形成强大的社会主义舆论，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法制而努力。”这个发言在新闻界、文化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引起热烈响应。不少代表的发言中都主张广开言路。其后一个时期，出版报纸刊物的自由度确实放宽了，几年当中全国报纸由百把种增加到一两千种；刊物由几百种增至三四千种。全国晚报原来不到十家，90年代发展为一百四十多家。
1983年起，赵超构从全国人大代表转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在1984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北京开完会回到上海，还是上九江路那幢危楼办公。“另造报社大楼”是一句好话，但也只是一句好话。大楼造在哪里呢？先得有块地皮。为了这块地皮，筹建新大楼的人踏破铁鞋，仍无觅处。因为一说改革开放，市中心区的地价马上上涨，叫谁拿出地皮来也心疼。今天说虎丘路，明天说在天平路，过些时候，又说已决定建在漕溪北路。过些日子，又推翻前议，改到华山路丁香花园对面……地皮成了一张飞着的毯子，可望而不可即。看来看去，足足拖了二三年之久，“飞毯”还没有落地。
赵超构很生气：“好啊，这是在把我当猴子耍，牵来牵去，到底要牵到哪里去！”有一次，赵超构在上海市政协的小组会上发言，说到另建报社大楼的事，不禁“悲从中来”，发了一句牢骚：“新大楼是会有的，我怕是看不到了！”他的话被摘录到了市委的“内参”上，送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时，总书记胡耀邦看见了，当即作了要上海“立刻解决”的批示，事情才有了着落。市里要延安中路一家公家的汽车修理厂空出一半地皮，作为报社建房新址，于1986年动工，1991年竣工启用。此是后话。
上面讲了话，临时社址是报社向上海市文化局借用的：邻近外滩的九江路四十一号有一幢五层老式大楼，原是解放前花旗银行旧址，解放后空置多时，因为年久失修，门面倾斜，内部白蚁丛生，破破烂烂，房产管理部门早已列为“危房”。五十年代“大跃进”运动中大办工业，高楼大厦之内开设了许多工厂。堂皇的花旗银行大楼，也落魄了，做了一家无线电元件厂的厂房。“文革”一来，生产受到影响，底层和四层两个楼面，约二千平方米空间，又做了造反派“扫四旧”抄家物资的仓库，储藏着大量尚待归还原主的书画古玩。新民晚报借用的就是这么二层楼面。进驻前后，文物迁往市郊，报社的人从1981年5月份起才陆续进去办公。后来人多了，设备不全，十分拥挤，“临时社址”底层、花旗银行营业大厅搭了阁楼，作为经理部。
五子登科
赵超构在筹备复刊的头两年，态度并不积极，一再表示“不想再办报了”。此中缘由，我无从了解，也不好问他。即使问他，他也不会讲的。因此，筹备复刊的事不能不由束纫秋承担起来。束纫秋这时又兼任了《辞海》1979版的编委会副主编，刚刚完成《辞海》新版定稿和出版的组织工作。新民晚报复刊的难度，比《辞海》更大，也更麻烦。他讲笑话，说他面临“四大皆空”局面，无法“五子登科”。报社的房子没有了，此一“子”也。没有经费，也就是票子，市里只给了贷款30万元，造房子当然不行，印刷机器也买不成，连购置办公用具都不够，只能说启动费，此二“子”也。没有班子——经过十年内乱，停刊近十六年，职工有四分之一已离开人世。有些“打、砸、抢”分子和派性严重的人，不能再让他们回来；一部分人已另有高就，也不愿回来。总之，身体还好，能够回来工作的人已不多。这些人大多已五六十岁，赵超构七十有二，束纫秋也已年过花甲。此三“子”也。怕办报没有路子，新民晚报“文革”前的17年中磕磕碰碰走了不少弯路，自己觉得路是对了，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也只能办成那样一张晚报，但1964年八届十中全会之后，路愈走愈窄。“文革”开始，首当其冲，成了“封资修黑报”，终于封门。在旧中国，封门对新民晚报来说是家常便饭，但这次不同，是新社会。一停竟停了近十六年，元气大伤。今后的晚报自然会比停刊前17年好办，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比以前多了，竞争日益剧烈，美人迟暮，以老面孔出现，读者还会欢迎吗？新读者爱看吗？此四“子”也。没有点子，新民晚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老报纸，解放后“五湖四海”不少老报人先后聚合于此，他们办报有经验，会出点子；十年浩劫下来，老人所剩无几，进来的都是新人，工作起来哪来那么多点子？此“五子”也。
没有胡耀邦和市领导的关心，新民晚报会无家可归；没有赵超构为首的四五十个“老弱残兵”的努力，也出不了报。到1981年12月，一切准备就绪，新民晚报试刊三次。也就是说“四大”不空，“五子”登科了。
1981年下半年报社三次向社会招聘人才，初步组成了新的记者编辑队伍。好在一场浩劫下来，当时社会上投闲置散的人才相当多，大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大批分居的夫妻谋求回上海团聚，还有不少想择木而栖的良禽，屈居下僚的志士，都想跳出来另找适合自己的职业。总之，人才市场尚未建立，但死水微澜，开始流动。新民晚报得风气之先，招考多次的结果，罗致了一两百名可以补充新闻工作岗位的优秀人才。当时社会风气还好，很少人是走后门进来的。干部中还有一条自律的规定：招聘工作中，报社领导干部回避，子女一概不得应试，或免试受聘。这点，也基本上做到。
复刊那一天
1982年元旦，凤凰涅槃，与读者睽隔16年的新民晚报死而复生了！报头编号是第7257号，表示与1966年8月22日被迫停刊时的第7256号相衔接，而与造反派所篡夺的晚报分清泾渭，宣告：“斯正统矣”。
赵超构这天用“本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复刊的话》。文章写得精神饱满，言语素朴，而且十分自谦，不但表现出他自己的愉悦心情，也反映了报社职工同心同德的思想面貌。他一扫新闻界多年来大话、套话、空话的陈词滥调，而是在平等、亲切地与读者讲讲贴心话：
“复刊后的新民晚报将以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为自己的任务。我们恳切地要求读者以此方针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我们将努力做到这样的报风：‘千言之作卑之论’，也就是‘卑之，毋甚高论。’力戒浮夸，少说大话，实事求是，不唱高调，发表一些常识的、切实的、平凡的报道和论说。作为一张地方性报纸，新民晚报既不是摩天飞翔的雄鹰，也不是搏战风雨的海燕，更不是展翅万里的鲲鹏，它只是穿梭飞行于寻常百姓家的燕子。它栖息于寻常百姓之家，报告春天来临的消息，衔泥筑巢，呢喃细语，为民分忧，与民同乐，跟千家万户结善缘。——似曾相识的燕子，隔了十五六年后又归来了。归来伊始，首先要向我们的居停主人致意：祝新年快乐！”
喜气盈盈的元旦，上上下下一片欢声，我们之间偏偏发生了一桩不愉快的事情。这天早晨他与我们二三人同车到报社上班。坐了一会，大约是要去参加什么地方的新年团拜之类的活动，须暂时离开一下，又恐不能及时赶回来看大样，把他一早赶写出来的复刊词交给我发排时，嘱托我一定要细细校阅一遍。大样来了，我认真读了一遍，自信已经一字不错，但读到“为民分忧，与民同乐”一句时，觉得二见“民”字，有重复之感。——我想，为什么不能为国分忧呢？我拿起笔来擅自改为“为国分忧”。这也许是我做了几十年编辑工作的职业病，见了认为不妥当的词句总要动笔改个把字。一面改，一面征求坐在对面的束纫秋意见：“老束，你说这样改可以么？”束纫秋是谨慎小心的人：“你要改就改么，我是不敢改他文章的。”
复刊之日适逢是元旦，全市机关、学校和企业放假，没有多少新闻。这样的日子按例是早出报的。中午12点钟底层的印刷车间传出“隆隆”机声，报纸已经陆续印发，满街的读者都在争睹复刊第一天的新民晚报了。赵超构回到报社办公室（复刊初期因房屋不敷应用，社长、总编辑，加上我，挤在十多个平方米大小的一间房里办公，会议、会客，都在这里）拿起一份墨香未散的复刊号，喜形于色。浏览了第一版的编排，接下去开始读自己写的那篇《复刊的话》。看着看着，他霍地起立，勃然大怒，把报纸朝写字台上一摔，向着我说：
“咦，谁改的？还要‘为国分忧’，你么？”
我吓了一跳，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你有什么权利这样乱改一通？”
我见他面红耳赤，相处近四十年，从来没见过他发这样大的脾气；对我这样呵斥，也是仅见的。不就是把“为民”改为“为国”么，有什么错？我怕火上加油，没有声辩。
在房间里走了几步，他回到了自己座位上，又拿起报纸来看，浏览了其他几版。房间里三个人，大家只好不说话。我心里在说：你平日不是一直在说报纸文章是“速朽”的，今天怎么又为一个字光火啦！
看完了报，老头儿的怒气渐消。但一天喜气也已被我败坏殆尽，坐着甚觉无趣。不知什么时候他走了出去，也不知是去福州路逛旧书店还是回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