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苗子与郁风的婚礼在重庆当时最著名的嘉陵饭店举行。婚礼由吴铁城主持，男女傧相由两对夫妇担任，他们是叶浅予和戴爱莲夫妇、冯亦代和郑安娜夫妇，黄苗子的母亲特地从香港赶来参加。那一天，嘉陵饭店里灯火辉煌，各界名流云集此间，为这对夫妇祝福。著名诗人、书法家沈尹默担任证婚人并题诗相赠：“无双纱颖写佳期，难得人间绝好辞。取譬渊明远风日，良苗新意有人知。” 

　　黄苗子和郁风的婚事，也受到在重庆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关注。名记者高集、高汾夫妇回忆： 

　　他们结婚那天，曾家岩五十号的人不便去，董必武便派人将他们俩请到五十号宴请。我们还去作陪。随后，周恩来从延安来到重庆，说是为他们庆贺，专门邀请了三对夫妇去吃饭，有金山张瑞芳一对、高集高汾一对、黄苗子郁风一对。可见对他们相当重视。（1996年9月5日与李辉的谈话） 

　　国民党要员吴铁城主婚，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宴请，可见黄苗子郁风的婚姻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处的特殊而微妙的位置。

　　深夜求救蒋经国

　　1948年底，局势愈来愈明朗，人民解放军向南京逼近。此时，郁风悄悄开始了她的一次香港之行： 

　　我于1948年11月(其时《新民报》已被查封)曾飞去香港一周，为了见夏公和潘汉年，请示大军过江后外面应如何办。我以送两个孩子探视祖母为名，实际上我是有意把孩子丢给香港祖母，以便自由可去解放区，也可留下做些什么。确实打算面对所处地位的艰险，大干一场。谁知到了香港，约见夏公和潘汉年在中环最豪华的吉罗斯打酒店，潘从容不迫的叫我和苗子原封不动等解放，叫苗子注意保存档案，尽可能保住国库。还交代解放军进城后的政策。最后只给我一个任务，就是到上海带口信给蔡老板(蔡叔厚，企业家，地下党)，叫他赶快做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的策反工作。我回到上海当即照办。（1997年8月致李辉） 

　　郁风回到上海，黄苗子电话中叫她暂时不要回他所在的南京，从黄苗子的口气中，郁风领会到他有所暗示，知道局面对她不利。后来才知道，她到香港的事情被国民党CC系特务知道，并放出消息说郁风是去和共产党接头。他们散布这一消息的目的，对黄苗子十分不利，同时也正是要借此打击“吴铁城派”。黄苗子让郁风逗留在位于上海租界里的母亲家中，这样不至于发生危险，自己则利用关系四处想办法予以疏通。一个星期后，事情终于有了转机。黄苗子打来电话，通知郁风可以回去。回到南京后，黄苗子特意让郁风公开露面，并由那个散布消息的CC特务头目出面请郁风吃饭，权作欢迎郁风省亲归来。 

　　如果不是一个突发事件的发生，黄苗子和郁风也许就会按照潘汉年、夏衍在香港所布置的那样，留在上海等待着解放军进城。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此时，上海仍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黄苗子担任中央信托局秘书处处长。 

　　据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春秋出版社)，财政部1945-1948年期间的要员名单中，除了部长、次长之外，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秘书，而“黄祖耀”的名字赫然在列。俞鸿钧是1944年11月20日接替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部长，黄苗子1945年4月到职，1948年8月20日辞免。在此之前，俞鸿钧已于1948年5月被免职，改由王云五任部长。 

　　大约是在5月初的一个下午，黄苗子在国际饭店参加一个同事的婚礼后，于四点钟回到位于外滩的中央信托局办公室。他见到警察局经济科科长正在等他，要他和信托局副局长罗吟圃到警察局“走一趟”。信托局局长沈熙瑞已于一周前到广州分局，准备把上海总局的资金尽可能地转移到香港，罗吟圃那天是值班副局长，黄苗子则代表沈熙瑞负责在上海留守联络。 

　　他们被带到汉口路上的上海市公安局，黄苗子看到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的负责人宋翰章、陈采六等这些著名银行家也早被带到这里。这时，那位经济科科长口头转达了局长、军统头子毛森的命令，指责中国银行等这几家国家银行“破坏战时金融政策”。这下子黄苗子才明白是与一周前发生的四行两局(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以及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为当时政府金融机构，统称为四行两局)为职工分发安家费一事有关。 

　　一周前，这几家银行和中央信托局的全体职工有组织地包围本机构的负责人，要求在这局势微妙前途未卜的时候，给每位职工分发资金，以解除后顾之忧。中央信托局的局长沈熙瑞被包围到深夜不能离开办公室。黄苗子负责全局的行政事务，不得不出面解决问题。他们半夜打电话向中央信托局董事长、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请示，终于得到批准，同意向每位职工分发黄金四两、银元六十元作为安家费。是夜四点，职工代表和黄苗子一行数人开车到中央银行金库，取出金子银元，发给每位职工。事情得到解决，沈熙瑞才被解围，于清晨飞向广州。 

　　这一举动，立即受到上海市警察局的注意。局长毛森将这批银行官员带到警察局，命令立刻收回这批金银，否则在场的任何人都不得离开。大家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其实，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这不过是毛森的一个计谋，他的用意是把几家银行的负责人扣留，让银行向警方交纳一笔数额可观的保释金，从而在逃跑之前再发一笔横财。 

　　黄苗子这时想到了蒋经国，他知道蒋经国这几天正在崇明岛负责抢运物资到台湾，每天都坐镇到深夜，而信托局的一位副局长骆美中近几天曾到过崇明岛参加会议，想必知道蒋经国的电话。于是，黄苗子立即给骆美中打电话，问到蒋经国在崇明岛的联络电话，但很久无法与崇明岛联系上，直到深夜三点打到蒋经国在上海的住所，才找到蒋经国。 

　　黄苗子回忆： 

　　蒋经国一向与俞鸿钧(那时刚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由刘攻芸接任)来往，知道我和俞的关系。我把情况告诉他并说明这些事都是上级决定，我们这几个人无从负责。蒋立即答应给毛森去电话。不久，那个经济科科长出来，说毛森指示，要我们写一字据(具结)，答应负责于两星期内，将发给职工的“安家费”如数收回，承认这是扰乱金融行为。然后，由我们这几个被“传讯”的人逐一签字。由于戒严时期夜里不许外出，公安局(当时称警察局，也有称公安局)要求我们凌晨离开。我因为有个朋友住在公安局对面的汉密尔登大厦，和他取得联系，由公安局派人送过马路。这样，六、七个被扣人员，其中有宋翰章、陈采六等金融巨头，终于脱离虎口。(1997年8月致李辉） 

　　在这种时刻，黄苗子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更担心两个星期后情形会再度恶化，而毛森是否仍会穷追不舍，则是无法预料的事情。目前唯一的选择，就是尽快离开上海，逃脱危险。黄苗子记得他和郁风是在5月7日改名买到机票飞往香港。 

　　在黄苗子的人生旅程中，常常表现出巧合性。十七年前的1932年3月，他只身来到上海，被吴铁城安排做他的文书并到上海市公安局监印，拉开了他民国从政生涯的帷幕，从此在历史漩涡中前行；十七年后的1949年5月，他告别民国的最后一幕，也是在上海公安局上演。 

　　开幕，闭幕，一个人的民国往事，就这样走了过去。 

　　摘自《文史参考》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