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读者，《纽约客》美国记者彼得·海斯勒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的《寻路中国》在2011年的中国阅读界声誉鹊起。在《江城》中，他再次展示那种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写作风格。

　　其实，从写作时间上说，同样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版权的《江城》，可以说是《寻路中国》的前世——那是彼得·海斯勒以“志愿者”身份赴四川涪陵任大学教师，在1996到1998年两年的生活经历。在“江城”的日子，他开始学习中文，逐渐介入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他好奇地打量周遭的一切，也被这个地势偏僻的小城的百姓好奇地打量着。他凭着真诚，融合、化解了当地人们对他动机、行为的疑惑不解；他甚至逐渐对这“江城”产生了“家”的感觉。'“涪陵是我开始认识中国的地方，也是让我成为一个作家的地方。在那里的两年生活经历是一种重生：它把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彼得·海斯勒如是说，可见涪陵予以他的人生价值的重要性。

　　1996年进入涪陵时，他和他的志愿者同伴是当地唯一的两个外国人。四川颇有特色的方言，使涪陵当地人将 “何伟”的发音，称为“霍伟”，也使彼得·海斯勒初学汉语时操习得一口“椒盐”普通话。这个“美国佬”的行踪，在略显闭塞的“江城”当地人眼中，难免有些古怪。在这两年间，发生了邓小平逝世、香港回归等对中国有不可忽视影响的大事，涪陵又是三峡大坝工程的相关之地，在彼得·海斯勒这么一个外来者的目光中，涪陵的一切都是新奇的。于是，他细心观察着、认真记录着，被改革开放春风激活了的涪陵那偏僻小城的生活，在他的笔下保留了原生态的鲜活生猛。《江城》的字里行间跃动着、散发着的气息，甚至可以说是有几分“麻辣”的。因为这个美国人在涪陵两年的生活记录，是他用的两个名字：彼得·海斯勒和何伟、他用的两种语言：英语和汉语的纠缠与疏离。那份纠缠与疏离，以及由此呈现的中美两种文化的交锋、融合，增加了文本的丰富性。这不禁让人想起维特根斯坦的这段话：“选择一种语言意味着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话语与事件密切相关，可以说，事件乃话语寄身之处。”

　　彼得·海斯勒在这两年中，逐渐明白自己对涪陵的好奇、迷恋，多半同时羼杂着他对这座“江城”的某些恐惧、厌烦，可他又时时感受着这小城里百姓生活之坚韧、可爱、有趣、忧伤，他不加修饰地记叙着这些。其中，有当地人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强烈自豪感、对教育的敬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在当地的深得人心，以及当地人对文化大革命惨痛记忆的叙述；也有他遭遇某些人如愚昧排外的“擦鞋匠”、图慕虚荣的“发廊女”等等相扰的烦恼，和他被邀请与小餐馆老板全家共度除夕夜的欣喜之描摹。作为“何伟”，他已经能够从当地乡镇老年人隐藏在倏然一闪的眼神后面，读到了他们经历的艰辛岁月；他也拥有了用当地方言、当地人的狡黠方式，从容应对某些“外国友人综合征”骚扰的能耐。细腻与直率是《江城》的生命力所在。在当下的众多纪实类读物中，这类以如此个性张扬生命力的好书，还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