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运黄金为周公馆提供经费

　　1945年9月，石英调任山东省政府实业厅副厅长兼省工商管理总局局长。其间，中共代表团的刘恕曾去山东找到石英，他们商定继续从山东运花生油到上海出售，再从上海购买布匹、药品运回山东，以供解放区的需要。花生油由山东石岛用船运至上海十六铺，交地货行栈出售，所购商品装船运回石岛。同时他们还约定，山东解放区掌握的黄金、美钞和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也随船运到上海，一部分用于购买山东所需要的物资，另一部分作为山东解放区上缴中央的经费。为了保密，黄金、美钞和法币都是藏在花生油桶内运到上海的，到上海后都交给华益公司处理。华益公司是中共代表团的钱之光派肖林到上海建立的一个地下经济机构，该公司对外做一般贸易业务，对内为中共代表团经管一些经费。 

　　华益公司收到这些黄金、美钞和法币后，法币可立即存入银行，黄金和美钞则需要到市场上出售。但因山东来的黄金上印有“烟台”字样，不便上市，所以就请一位叫尤敏生的黄金经纪人，把那些黄金加工成上海规格，打上上海标记后再出售。经过这些处理后，钱款记入中共代表团账内，供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使用。

　　大战之前确保食品送到部队

　　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了24个师、45万人的兵力，大举进犯我鲁中地区，企图寻找我军主力决一死战。此时我军在淄博地区进行休整训练，准备发起新的战役。为了适应大兵团连续流动作战的需要，华东野战军成立了供应总站，负责野战军部队和地方武装近40万人的副食品供应。当供应总站副站长范征夫找到石英要求支援时，石英当即表示，工商总局已经在干部中传达了华东局关于“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指示，并做好了准备，坚决保证野战军的副食品供应。在谈到具体供应办法时，石英说，今后只要华东野战军供应总站写个公函，说明需要的副食品数量，盖上公章，我们各地工商局即可照发，以后再行结算。同时为了保证工作能顺利进行，还派了一位专区工商局的赵局长到供应总站共同办公。后来事实证明，部队的同志只要拿了供应总站或分站、支站的公函，到当地工商局联系，基本上都能及时领到部队所需的副食品。1947年5月初，孟良崮战役前，为了给部队紧急筹集副食品供应，范征夫又找到石英。石英听了情况后，马上答应以工商总局的名义向山东省各级工商货管部门发出紧急通令，明确指定鲁中、鲁南、渤海、胶东、滨海及各区的工商部门，尽快调拨给华东野战军供应总站食油5万斤，食盐1万斤，花生米50万斤，鱼干15万斤，还有大豆、粉丝、干菜各数万斤。同时派出大批干部，分赴各地督运这批副食品，在战前都及时运到了作战部队指定的地点，对改善部队伙食、保证战役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

　　“大跃进”中讲数量更要讲质量

　　石英于1955年初调入上海工作，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轻工业办公室（四办）主任，主要负责轻纺工业和手工业的公私合营工作。1957年，四办撤销，一轻局和二轻局合并成上海市轻工业局，石英出任局长兼党组书记。 

　　当时公私合营刚结束，一批私营工厂转为公私合营还不久，企业分散，设备简陋，特别是有些行业和工厂的生产任务不足。而不久“大跃进”兴起，中央提出了“以钢为纲”的方针，轻工业的发展不可能从国家获得必要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石英只能利用局内一切可以利用的因素，特别是充分发挥上海轻工业系统中一批能工巧匠的作用，对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转产，比如利用肥皂厂的厂房、设备和人员发展洗衣粉，利用卷烟厂的厂房和人员发展手表工业，利用文具厂的厂房、部分设备和人员发展照相机，利用复写纸厂的厂房和人员发展感光胶片等等。 

　　石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提高产品质量和填补产品空白上。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石英亲自抓了手表、照相机、感光材料、合成洗衣粉、高级金笔、高级香烟、公路赛车、光学玻璃、石英玻璃、人造宝石等十大重点产品，以及为首都十大建设工程配套的50多种、50多万件高级精密产品。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石英除了定期开会听汇报、检查进度外，还经常深入工厂车间，到第一线去办公。 

　　比如为了让“红双喜”乒乓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几个月时间中，石英深入工厂不下几十次，白天没时间就晚上去，有时晚上11点钟还在车间现场。“红双喜”乒乓球的质量终于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成功那天，石英特别高兴，晚上一回到家，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我母亲。几天后，他还特地买了两块“红双喜”乒乓球拍和六个乒乓球给我，作为纪念。在手表厂检查工作时，当他发现手表虽然试出了样品，但过不了大生产的关，就马上派人去北京请示有关部门，请来外国专家帮助解决了大生产中的技术难关。经过石英和上海轻工业系统全体工作人员的三年努力，十大重点产品和50多万件精密产品都圆满完成，为国庆十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也为上海轻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困难时期出任上海市副市长

　　1961年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12月，上海市民副食品供应量降至上海解放以来最低水平，21种副食品凭票凭证供应，市民每人每月只有二两猪肉，一斤半水产品，每人每天只有二两蔬菜。这一年4月，石英临危受命，出任上海市财贸办公室主任，翌年被选为上海市副市长，主持上海市的财贸工作。1963年，被选为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为了保障供应，稳定市场，石英起早贪黑，废寝忘食。他经常深入菜田、菜场、商店，进行实地考察，听取市民反映。当时，上海市场供应紧张，猪肉和水产品都要凭票供应，猪肉供应紧张时，还实行过“以鱼代肉”的办法，即凭肉票购买水产品。这样就增加了水产品的市场需求量，给水产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当时上海共有渔轮76艘，年捕鱼量34000多吨。要增加捕鱼量，就必须增加渔轮。可是国家正处于调整阶段，许多基本建设项目都下马了，这个时候上海要增加渔轮谈何容易。但是，在常务副市长曹荻秋和副市长石英的努力下，最后市委领导决定，为了增加水产品供应量，造船不仅不减，还要扩大规模，加快速度。造船材料由物资部门解决，资金则由市财政拨款和社会集资共同解决。到1964年，上海已经拥有198艘渔轮，年捕鱼量达到了10.4万多吨，对缓解水产品供应紧张起了很大作用。在他的大力支持下，郊区的菜田从18万亩扩大到40万亩，使全市居民能够吃到一定数量的新鲜蔬菜。他还主动与外省市联系，调拨来大批鸡鸭，使全市居民在猪肉供应不足的情况下，能够吃到一定数量的其他营养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