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令欧洲近1700万人失业，许多人把目光投向经济保持良好的瑞士和德国，希望在那里开启一片新天地。 

　　然而，“北上”发展并非“在《雪绒花》的旋律中跳华尔兹”，机会只留给有准备的人。

　　“占领”瑞士山村 

　　第一眼望去，瑞士特舍是一个典型的阿尔卑斯山村：古老的木屋、一座教堂，一间商店，一家面包房。但近来，这里最常听见的语言已经不是当地母语德语，而是葡萄牙语。商店里满是葡萄牙特产：腌制鳕鱼和红葡萄酒。 

　　多年前，瑞士人投票决定不加入欧盟，但签署了若干欧盟协议，允许人员和劳工自由流动。金融危机以来，欧洲一片愁云惨雾，瑞士经济却基本健康，失业率仅为2.8%，收入保持相对高位。 

　　去年，超过14万人前往瑞士就业，比2010年增加6%。他们大多来自欧盟成员国，尤其是欧元重灾区国家，包括葡萄牙。 

　　约朗德·卡瓦略15年前第一次来到特舍，那时村里只有几名外国人。如今情况大变。“葡萄牙人占了一半人口，走在大街上、商店里，任何地方你都可以说葡萄牙语。” 

　　去年，她明显感觉到越来越多同胞在“北上”。“对年轻人来说，他们别无选择，”她说，“如果在葡萄牙每个月挣700欧元还不能解决温饱和房租，那还不如来瑞士。” 

　　特舍现有人口1270人，其中外国人超过700多，绝大多数是葡萄牙人。他们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偏僻山村落脚，是因为位于几公里外的度假胜地采尔马特的兴起。 

　　那里有很多工作本地人无法胜任，比如建造酒店、服务餐饮等；还有一些工作当地人不愿意做，比如打扫客房、清理吧台等。纵观瑞士旅游业，基本仰仗外国劳工支撑。 

　　21岁的马塞尔今年毕业，随即加入“北上”大军。“我在葡萄牙找了一圈，一无所获。在这里，我得到这个工作机会。”他的工作是在采尔马特饭店洗盘子，另外两个搭档也是葡萄牙人。 

　　“我非常想念家人、朋友、家乡，想念一切，”马塞尔说，“这对我来说很难，但我能行，我很坚强。” 

　　作出艰难选择 

　　慕尼黑机场大巴每天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乘客送往市中心，何塞·桑迪诺和胡安·阿尔贝托·富恩特便是其中两位。他俩均三十出头，是来自西班牙南部马拉加省的工程师，金融危机让他们失业，不得不北上寻找工作机会。 

　　他们在慕尼黑地铁站问询处用蹩脚的德语询问路线，然后坐了很长时间地铁，中途又迷路了几回，总算找到了暂时居住地———青年旅舍。那里大多是年轻背包客，房间狭小，设施简陋，只有两张木床，一张写字台和一个衣柜。 

　　桑迪诺说，很难想像，不久前，他还在西班牙一家咨询公司工作，收入颇丰。后来，西班牙房地产业崩溃，波及他所在公司。 

　　他坐在床头，回忆当天早晨与女友和家人告别的情景。“决定北上十分艰难。我的女友已经怀孕，现在只能独自在家。” 

　　富恩特说，他完全可以和父母住在一起，并得到很好照顾，但那不是他想要的生活。“如果你发出去无数求职简历，却通通石沉大海，你不得不走出去找工作，不能坐等。” 

　　西班牙的失业问题，让成千上万拥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们走出国门，去国外寻找发展机会，而德国是主要目的地。 

　　长期居住在慕尼黑的西班牙人克里斯蒂娜·里克说，过去一年里，她收到许多失业的西班牙朋友发来的电子邮件，向她咨询德国就业问题。于是，她在“脸谱”网站开设“西班牙人在慕尼黑”页面，每天有无数人询问求职、租房、医保、德语课程和职业培训等相关问题。 

　　并非全是坦途 

　　走出国门，北上发展，并非想像中那么容易。正如里克所言，“这不是在《雪绒花》的旋律中跳华尔兹”。 

　　里克说，那些无准备的人往往会遭遇挫折。很多西班牙人是听了去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发出的呼吁“到德国来”而北上的，他们大都未对现实困难多加思量。“我看到很多人来之后，兜一圈就走了，有的直接打道回府。他们有文凭，但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德语。” 

　　德国的职业培训教育非常发达，甚至一些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也需要培训证书。比如，如想在宠物店工作，你必须证明曾受过相关职业培训。 

　　此外，文化差异有时也会带来一些麻烦。22岁的西班牙姑娘帕特里夏·奇加拉3个月前来到德国，在一家餐饮公司上班。她说，适应德国人的交往习惯是一个挑战。在西班牙，朋友和邻里之间相互拜访无需事先告知，他们不但会表示欢迎，而且会以咖啡、啤酒热情款待。“但在德国，你必须事先预约，有时得等几天，有时是几个星期。” 

　　20岁来自马德里的安娜·阿巴德就来到慕尼黑做保姆。她说，一年来，她结交了不少德国朋友。“德国人一开始显得非常封闭，但最终你会发现，他们其实一点都不冷漠。我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好朋友。” 

　　类似的矛盾也发生在瑞士。特舍的卡瓦略说，一些看起来很小的文化差异有时会破坏村里的和谐。“你知道，葡萄牙人很喧嚣，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她笑着说，“当地人晚上9时就睡觉，有的甚至8时半就上床，他们实在不喜欢我们一直闹到晚上10时。所以我们必须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