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伟
壹
五卅运动爱国群众流血牺牲地点
1925年5月30日,为了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顾正红,声援工人的罢工斗争,上海两千余名学生到租界马路散发传单、发表演讲。不久,租界巡捕开始抓人,百余名学生被拘捕。下午三时许,愤怒的群众云集于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劳合路(今六合路)口的老闸巡捕房正门前,高喊口号,强烈要求释放关押的学生;接近四时,英籍捕头突然丧心病狂地下令开枪,当场中弹牺牲的有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何秉彝(中共党员)、同济大学学生会负责人尹景伊(共青团员)、南洋大学附中学生陈虞钦、华洋电话局接线生唐良生、东亚旅馆厨工陈兆长、洋务职工朱和尚、新世界职工邬金华、电器公司职员石松盛、包车行车匠陈光发、琴行漆工姚顺庆、裁缝王纪福、味香居伙友谈金福、商贩徐落逢等十余人,伤者数十人,顿时血流遍地,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那天黄昏,郑振铎坐车去南京路的书铺,他刚踏进门,老板就心有余悸地说:“不得了!巡捕打排枪,打杀了十几个学生!”他顿时怒火满腔,立即冲向出事地点察看。当晚,他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情形奋笔疾书,写下《街血洗去后》:“什么事也没有如‘五卅’大残杀事件发生得出我意外,使我惊怖了……走在街上,由西藏路口,走到永安公司,一切情形如我在车上所见的。有一家店铺,正在打扫破玻璃。‘这定是被流弹打碎的。’我想着。街道上是依然的灰色,并不见有什么血迹。——血一大堆的,一大堆的,都是冲洗去了。——要不是群众如此的惊骇而拥挤着,我几乎不能相信一点三十分钟之前,在这里正演着一出大残杀的活剧!”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连夜召集会议,决定号召上海民众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以抗议帝国主义的大屠杀;6月4日在沪出版《热血日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翌日,又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其中指出:“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应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迅速推向全国。
当年,老闸巡捕房四周高墙上有铁丝网和电网,位于南京路51号(今南京东路766号)的门楼有许多用来射击的枪洞;刑讯室的顶上装大铁杠,能把人吊起拷打,除了上老虎凳、抽皮鞭,还有火烙、水烫、刀割、电刑等,手段极残酷。被拘捕的学生和工人,都先押进总写字间登记,接着拖到指纹室留下手指印,然后再推入刑讯室审问和拷打。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其正门移至贵州路。
1977年12月,“五卅运动爱国群众流血牺牲地点”被公布为上海纪念地;1990年5月,人民公园北侧还矗立起五卅运动纪念碑。
贰
“四一二”惨案革命群众流血牺牲地点
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党的特别委员会,作为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最高决策机关。然后,在沪办起了工人纠察队训练班。
1927年3月20日晚,北伐军东路军进入龙华。3月21日清晨,中共上海区委根据中央的决定发动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午十二时,停泊于黄浦江的轮船和各个工厂都汽笛长鸣,巨大的声响在上空不停地回荡。顿时,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预定地点会合。在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组成的党的特别委员会领导下,上海八十万市民进行总同盟罢工,并很快转为武装起义。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后,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东、沪西等地区的进展比较顺利,最后在驻沪军阀部队直鲁联军主力盘踞的闸北发生决战。周恩来调整力量,将闸北工人纠察队和前来支援的沪东、沪西工人纠察队会合在一起,集中轻、重型武器,以北火车站的东南面为主攻方向,各支工人纠察队同时向敌军据点发起总攻。毕庶澄惊慌地逃走,北火车站的敌军很快乱成一团。3月22日傍晚,敌军全部投降,北火车站的战斗结束。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时,组建了临时市政府。在上海共青团中央宣传部机关工作的陆定一撰写了《破天荒的上海市民政府》,发表于3月26日出版的《中国青年》,其中说:“破天荒的上海市民政府,为中国革命开了个先声。虽然我们不敢断定这次政权究竟能否稳定,或者为帝国主义与反动势力所摧毁,但是我们相信,至少这次市民政府在国民革命中有重大意义。”
然而,蒋介石很快露出本来面目,他采取多种阴谋手段,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2日清晨,一批流氓冒充工人,袭击上海总工会会所;二十六军周凤岐部紧随其后,借口“工人内讧”强行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第二天上午十时,上海总工会举行群众大会,揭露此次事件真相;会后整队游行,赴闸北宝山路向二十六军周凤岐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发还工人纠察队枪械。下午1时许,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鸿兴路口的三德里附近(今宝山路220-300号位置),埋伏的士兵按屠杀密令突然用步枪、机枪向群众扫射,当场枪杀百余人,伤者无数,这里的马路成为“血海”。为了掩盖罪行,从当天下午二时二十分起宝山路被“特别戒严”,卡车偷偷运走许多尸体,有的受重伤未断气者也遭活埋。
1977年底,“‘四一二’惨案革命群众流血牺牲地点”被公布为上海纪念地。
叁
庙行无名英雄纪念墓遗址
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沪发动“一·二八”事变,分三路进攻闸北一带。受到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推动,蒋光鼐、蔡廷锴毅然率领十九路军反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申城的日商纱厂工人举行抗日总同盟罢工,各界组织反日救国会,群众纷纷参加抗日义勇军、运输队、救护队等,踊跃支援前线。上海军民同仇敌忾,淞沪抗战坚持一个多月,使日军三易指挥官,死伤逾万人。
当年,宝山庙行一带的战斗最为惨烈。2月20日,日军指挥官植田谦吉下令从海、陆、空发起总攻,以第九师主突江湾、庙行结合部,企图北与久留米旅进逼吴淞、南与陆战队合围闸北。宋希濂的《我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回忆》说:“日军自2月20日拂晓,开始向我进攻,先以飞机十余架轮流向我八十八师正面的庙行镇一带,猛施轰炸”,“至22日,敌更倾巢来犯,先以重野炮五六十门向庙行镇一带阵地轰击,连续四五个小时,火力之猛,前所未有,许多工事,多被摧毁。上午九时左右,敌步兵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猛烈进攻,重点指向庙行镇以南的大小麦家宅一带。守备该处的八十八师五二七团,伤亡甚大,第三营营长陈振新当场阵亡”,“向庙行镇及以南地区进攻的敌军,在正面遭受八十八师及八十七师二五九旅的坚决抵抗,同时其左右两侧受到六十一师出击部队及本旅的猛烈攻击,伤亡枕藉,损失甚大”。那时的庙行防线,日军一靠近手榴弹就像雨点般在其头顶开花,随即士兵们跃出壕沟与之拼搏,阵前血肉横飞,伤亡无数。经过激战,日军遭受重创……
为了纪念未留名的淞沪抗战阵亡官兵,上海民众集资二十四万余银元,由宝山各界捐地三十亩,在庙行兴建无名英雄纪念墓,至1936年2月正式落成。该墓坐落于庙行镇周巷村东部、鹅馋浦北岸(今共江路668号),其呈方形,高十余米,内置烈士衣冠石椁;墓门上方刻着“义薄云天”四个大字,两旁立旗杆。那时,还专门辟筑了“一二八纪念路”,以方便人们前往祭扫。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该墓被日军炸毁。
1984年3月,“庙行无名英雄纪念墓遗址”被公布为上海纪念地点。
肆
姚子青营抗日牺牲处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沪发动“八一三”事变,企图凭借海、陆、空立体优势,一举占领上海。由于全国人民抗日声势高涨,张治中率领第九集团军奋起抵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挺进敌后,从战略上给予配合;同时,还动员申城各界积极开展宣传、募捐、演出、慰劳等活动,以各种方式支援前线。上海军民齐心协力,淞沪会战历时三月之久,毙伤日军四万余人,并粉碎其“速战速决”的梦想。
当年,十八军五八三团三营营长姚子青奉命接防宝山县城,于8月26日率部赶到。宝山县城位于吴淞口西北,城墙低薄,城濠浅窄,不易防守,姚子青要求数百官兵因地制宜做好作战准备。9月5日拂晓,日军突然登陆,包围宝山县城。姚子青指挥大家浴血奋战两昼夜,屡次击退猛烈的进攻,日军死伤六百余人。9月7日,日军在城东南炸开缺口,施放硫磺弹使城内成为一片火海,随即派坦克和步兵冲入,姚子青带着所剩二十余人与之短兵相接,白刃巷战,最终全部壮烈殉国。姚子青营官兵流血牺牲之处,在今临江公园内宝山城墙遗址位置。
1992年6月,“姚子青营抗日牺牲处”被公布为上海纪念地点。
伍
李白等十二烈士就义纪念地
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为革命英勇献身的李侠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原型就是李白。
李白在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军通信连指导员,1934年6月被安排到江西瑞金红军通信学校第二期电讯班学习无线电技术,结业后分配到红五军团任电台台长兼政委,参加了长征。
抗战爆发后,李白被派到申城负责秘密电台的工作,他在险恶环境中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用无线电波为党组织架起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1939年春,党组织让女工出身的中共党员裘慧英与李白扮作“夫妻”(不久成为真正的革命伉俪),以掩护秘密电台。此后,秘密电台屡次转移。1942年9月,日军特务机关在进行侦测时,将李白逮捕并严刑拷问,但他毫不畏惧,坚称自己所用的只是私人电台,最终经过党组织营救获释。1943年秋,李白奉命打入国民党军委会国际问题研究所当报务员,其间他不断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场口和江西的铅山之间,向党组织传送日伪和美蒋方面的大量战略情报。抗战胜利后,李白返回黄浦江畔,继续负责秘密电台工作。1948年12月30日凌晨,李白在同中共中央进行电讯联络过程中,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测出电台位置而被捕;他在狱中不理睬高官厚禄的利诱,经受住各种酷刑的折磨,一直坚贞不屈,故蒋介石亲批“坚不吐实、处以极刑”。1949年5月7日,李白、秦鸿钧、张国斋、杨竹泉、郑显芝、周宝训、吕飞巡、黄秉乾、严庚初等十二位同志,被押至浦东戚家庙(今世纪大道、浦电路口东南侧绿化地)秘密杀害。
1992年春,有关部门竖牌保护“李白等十二烈士就义纪念地”;2002年1月,其移建于世纪公园。